星期日, 16 6 月, 2024

追憶年華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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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雨亭

──從一場喜宴談外省人的世界

回憶2006年,年初有一個機會陪一位朋友去看馬英九,當時他是台北市長與國民黨主席。我的大兒子翔翔滿二十歲了,該讓他見見世面,就把兒子也帶著,兒子刻意穿著父親傳給我再傳給他的舊皮夾克。約好晚上八點,馬英九和一位主管將在台北市政府十樓會客室接見我們。正好當晚市政府一個單位尾牙,馬英九喝了些酒、也唱了歌,以至於他遲了半個小時,當他走進會客室時,顯得興緻勃勃,當時是他人生重要的一個階段。他說話時溫暖而尊重,他的話語裡沒有憎恨與批評,有許多的關懷與諒解,不像是一個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倒像是一個宗教家與教育家。

後來他選上了總統,閲讀我2008年出版的《上校的兒子》,對書中我和太太談論馬英九的對話,引得他十分快樂,還用總統府信紙寫了一封風趣的響應寄給我,看出他內心真誠的一面,又帶有一些大男孩的味道。

等到他結束八年的總統生涯,經歷過多少波濤洶湧的國內外與兩岸政治鬥爭,到日前的喜宴上,我再見到他,雖然風采依舊,致詞時仍然喜歡在公開場合講不太好笑的笑話。但是我想,馬英九已經不是過去的馬英九,他看著我的眼神是陌生的,應該是完全想不起我是誰了?早年他的眼神中對人的熱忱與感動,好像也不見了。他看著我,像是準備應付一個要來討好他或是要批評他的人。他的默然與陌然,應該是他從並不適應的日日夜夜鬥爭中磨蹭出來的保護色吧!還是,這就是原本的他?

幾十年來,我是庶民,馬英九行在天上,我走在地上,並行線幾乎沒有交點,卻因為一個喜宴,我們再見面,彼此走過了一大圈彎彎曲曲的人生路程,到這個點上,我們是平等了,雖然他可能不會這樣地認為。我看他身旁幾個隨時出現帶著緊繃神情的安全隨扈,似乎對於他已經是他身體的延伸,完全地習以為常了。也就是說,他已經不是以一個個人的方式與形態存在,而是以多層隨扈與國家安全體系和他共同組成一個阿米巴蟲而行動,直到他生命的末了。這是尊貴的代價嗎?由此,我慶幸自己的平凡與自由,我可以有完全私人的空間與時間,而他不容易做到。

一個人在歷史的洪流裡,除了隨流翻滾,什麼是他可以選擇的?我在喜宴中,看著達官貴人與遭難的朋友們坐在一起,這許多外省人都走過了過去的三十年、四十年、半個世紀,我們由於不可知的命運,經由新郎倌父親的費心安排,坐在一處,個人心裡頭想的是什麼?豈可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或者是有著相同的憂慮?我感覺寂寞。

新郎倌父親王豐在喜宴下半場上台致詞,內容令人感動,可惜馬英九、洪秀柱已離開,在人聲與杯觥交錯中,我仔細地聽他說話。王豐說:「我的父親在1950年初,就知道以他家地主的成分,在共產黨的治理下是活不了的,父親決心離開湖北家鄉。」王豐計算:「從老家到香港,直線距離1600公里,父親一個人,日夜行走,繞開大路,估計走了2000多公里,走了大半年,到達深圳羅湖,游水到香港。父親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以一個公子哥兒,能做什麼?當時香港正在興建啟德機場,父親就以敲打石頭的工作謀生。有一天,突然有一架飛機降落,飛機尾翼上有國民黨的黨徽,啊!是中華民國的飛機,從台灣飛來的,父親立刻就哭了,一看,左右敲石頭的工人們全哭了,原來都是從大陸逃出來的。」王豐父親後來輾轉來到台灣,王豐生在台灣。王豐說:「在我六歲生日那天,父親給我一個生日禮物。我打開一看,是一張中華民國地圖,父親說一個人不能忘本,要飲水思源。」

我多年沒有聽見這麼感人的故事,亡國在異鄉的人們,居然還能看見黨徽、國徽,國家沒有亡,這是我們父母時代的事情,發生在一百多萬外省人的身上。當時流亡在香港的人,一個一個以不同的方式到了台灣。我的母親也是這樣的:1950年她逃到香港,寫一封信給父親,就寫父親名字和大陸時奉職的單位名稱,地址只寫「台灣」兩個字。父親單位居然通知父親有信,父親拆開信,是我媽在香港,從老家逃出來了。父親大哭,申請去香港,在十幾萬人居住的難民區調景嶺裡,一個一個找,找到了我媽。之後,我和我的妹妹弟弟們生在台灣。

半年前,王豐和我說,雨亭,我們是有祖國的,在我們的心中。王豐兒子喜宴後,我要加上一句,父母子女就是我們永遠的家鄉。而中華民國和國民黨,是我們父母一代在故國淪喪風雨飄搖中的國與家。王豐父親說一個人不能忘本,要飲水思源,我想,在我們有生之年,這是一個永遠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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