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件伟大的事物震撼人心，我们越是思考，越是充满赞叹和敬畏，那就是灿烂的星空，以及我们心中的高尚情操。——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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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看着希哲先生把哪怕一点点的“错误路线”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其实历史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很难说什么时机最好，什么时机最不好；成败论不了英雄；是同道、同仁、同志，就荣同享，责同担；对于国家、民族、历史，我们付出了，尽力了，此生就足矣了!
谢谢希哲永远以整体事业为重，永远以母国江山为重！
—徐文立
谢谢识仁，更谢谢贤斌，想念永敏，他将于今年11月29日光荣出狱了，让我们期待我党的老英雄回来！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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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中国民主党党史上重要问题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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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认识不完全：
1、1997年后，由我在海外支持的徐文立（任畹町也参与。开始本想让他出面牵头）“广交友、不结社”方针，以“空中民主墙”的联络形式，把79-89打散的各省市队伍重新集结起来的，并伺机向组织独立工会突破的路线，是正确的。文立为此做了全国性的大量组织工作。没有这个前期的全国性组织工作基础，98年7月波士顿会议后海外筹委会的总策划总发动，就根本没有可能。也就是说，98-99年得以迅速全国规模推动组党，完全是站在1997年文立等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一切，浙江哪怕出来喊一声“民主党”，也就最后自生自灭，与过去的胡石根们一样。
2、98在王炳章闯关推动下，浙江呼吁组党，其实是错误的。应该先走自由结社这步。希哲劝他们“退党为社”，浙江不听，希哲以所谓“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态度”，转为与王炳章站在一起全力发动各省市组党呼应浙江，果然是冒险主义的。这是王希哲的错误。若说“错误路线”，是王炳章-王希哲的错误路线。徐文立开始仍然坚持正确方针，要求继续“广交友，不结社”，一点错误没有。但正是在我们海外的不断错误推动下，又在山东刘连军错误信息的误导下，为了全国民运的大局，决定介入到组党运动中去。没有北京、湖北等的介入组党，98组党运动也就无法深入下去。
3、国内98组党本身就是错误路线。与什么“筹委”“党部”根本无关。哪怕北京湖北等都是筹委，筹到共产党不能容忍程度，它一样抓你。什么“筹委”不抓，“党部”就抓，完全是胡说八道。要说“害了民运”，98浙江组党就害了民运，迁就浙江冒险主义并发展了这个冒险主义的的“王炳章-王希哲的错误路线”，才是害了民运。
刘贤斌等的认识是对的，但他们98都站在一个局部地区的角度，无法观察到全局的来龙去脉。
老王（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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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在浙江组党之前，浙江朋友希望各地民运力量能够与他们一道去冲击和突破党禁，但我们四川与徐文立、秦永敏交换意见后，一致决定不同意，并对浙江的朋友们进行了劝告。后来，浙江的朋友们还是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到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从而拉开了组党运动的序幕。不久，浙江当局抓捕了王有才等十几个民主党人，徐文立和秦永敏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也许在这种压力之下，浙江当局被迫陆续释放了被关押的人员，甚至王有才也在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得以释放。
王有才获释后，山东的谢万军、刘连军又到民政厅申请注册，这样组党运动就开始朝全国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徐文立、秦永敏果断改变态度，决定介入组党运动，并分别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和“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的名义申请注册，从而将组党运动推向了高潮。后来有人对徐、秦二人迅速转变态度的行为表示不理解，认为二人有投机之嫌，并指责他们成立“党部”的举措太激进，直接导致了当局后来对组党运动的严厉镇压。在这里我要替他们说句公道话，我认为，在当局的眼里，“筹委会”和“党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当局专制统治的挑战，组党运动会不会被镇压主要取决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并不取决于我们是以温和的“筹委会”的名义还是以比较激进的“党部”的名义去申请。而且对于徐、秦二人改变态度介入组党运动这件事我也能理解，我认为，在当时国内民运界，胆识、才干、经验和影响力能超过徐、秦二人的并不多，如果组党运动真的能够极大地推动国内民运的发展，真的能够启动中国的民主变革进程，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有责任来领导这场运动。前不久我看了徐文立的一篇回忆文章，他说在“八九”民运中，他在监狱里看见年轻的学生不懂政治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他对此感到特别着急。我由此想到，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担当的民运领袖，如果组党运动真的是一次中国民主变革的历史性的机遇，他肯定会勇敢地承担起运动的领导责任，即使是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也会坦然面对一切后果。所以我很不愿意看到有些朋友对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责，我认为至少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个人品行。在我看来，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投机行为，而是历史关头的当仁不让。
摘自刘贤斌：《民主党人印象（之四）：秦永敏》
（2010/04/08 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