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中心(CCC)2009年12月12日台湾消息】
从「和平在望」到「和平在握」
〈我参加推动「和平协议」公开信的经过〉
钱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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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深深地拜谢、再拜谢我的好兄弟——钱达，中华民族有你，是这个民族的福气！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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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一篇参加推动公开信的经过，不是要记一串流水账，而是在说明这些过程的时候，自然会引出许多议题的讨论，也自然解释了一些疑议。
广大中国人的愿望就是我们的诉求
今年〈2009年〉九月初，徐文立老师就和识仁兄讨论「和平协议」公开信的想法，到了九月中旬，徐文立老师把公开信的稿子传给我，并且邀请我一同联名发表。我看过公开信的稿子后，对公开信的主旨百分之百赞成，至于公开信的文字内容，我也有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同意，但是就少许的文字，我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们三人开了几次网络电话会议，徐文立老师也慎重地对公开信内容作了三次修改。
到了九月下旬，公开信已经定稿，我们开始联络媒体准备发表，但是无巧不巧，就在开始联络媒体的次日清晨，徐老师紧急来电说，在美国的中文媒体大篇幅报导了，连战先生在马里兰大学演讲时明确地指出，两岸已经到了签署「和平协议」的时机。
如果我们在当时发表公开信，可能会被讥评为一小伙应声虫，但是徐老师认为该说的话、该做的事，我们不要顾忌别人说了什么，作了什么，而且我们公开信的内容不只是呼吁两岸政府要签署「和平协议」，我们还指出广大中国人除了「和平协议」以外，对两岸政府还有更高的期待。
于是，我们决定仍然发表公开信，但是我们在讨论以后决定，先以英文版的公开信寻求英文媒体来发表，因为我们相信两岸政府签署「和平协议」，不但符合广大中国人的期待，他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因为两岸和平是人类社会迈向世界和平的重要里程碑。
其实，我们在讨论以后，认为连战先生在此刻呼吁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不但是好事，而且是深具意义的事。因为，我们不需要争是谁最先倡议两岸签署「和平协议」，而且连战先生也不是第一个倡议和平协议的人，因为早在两年前中共十七大，胡锦涛就已经提议两岸签署「和平协议」，还有台湾著名的学者黄光国教授也发表过许多篇倡议和平协议的论述。
但是，连战先生以他的影响力来呼吁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不但证明了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也为「和平协议」的可行性增加了可观的力量。我们觉得单以这一公开的呼吁来说，连战先生就赢得了广大中国人的尊敬。
公开信的英文版于九月二十六日在【纽约时报】A5版〈政治版〉刊出，隔天【美国之音】就以越洋电话对我作了一段专访，然后再隔几天，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也在著名政治评论家杨宪宏先生主持的「为人民服务」节目中，邀请我们三人同时作专题讨论的录音，我们一次录了两集，每集三十分钟。
当天，我和识仁兄是直接到【中央广播电台】去参加专访录音，而徐文立老师则是透过越洋电话来参与讨论与录音。两集录音分别在十月五、六日两天播出，识仁兄很花了一番功夫，把两集录音的文字稿整理出来，而今我们将「公开信」的内容、【美国之音】的新闻稿、还有【中央广播电台】专题讨论的文字稿都一并在此书中发表。
从这些文件的内容，应该可以清楚看到，我们对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呼吁，既不是依从中共当局的条件，帮中共当局做说客，也不是在帮台湾当局以不合宜的要求，作为抵制「和平协议」的借口。我们提出比较合理可行的条件，建议双方政府都应该作合理的让步以展现互相的诚意，然后同步地积极地来推动签署两岸「和平协议」。
我们呼吁的中心诉求，就是广大中国人的共同愿望，至于我们的提议是否符合广大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们就是选择公开发表以后，接受各界公开评议，但是我们相信每个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应该以广大中国人的福祉与愿望为中心诉求，而两岸政府也都责无旁贷的必须努力符合这个诉求。
坚持己见必然妨碍中国的和平发展
公开信发表以后，很快就有热烈的回响从国内外各个方向反馈回来，其中赞成公开信的人比批判公开信的人多了数十倍，当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比例就代表了社会上赞成与反对的比例，因为可能赞成的人有比较高的意愿会响应表达支持，而反对的人只是自个儿骂两句就完了，但是从整个反馈的讯息来看，我们相信赞成的人远比反对的人要高，这应该是个客观而正确的结论。
在反对的讯息中，确实有人对公开信是深深不以为然的，像有位何先生就以电子邮件来信说：「………，利用任何方式承认、确定、巩固共产党在大陆执政的合法性，其做法都违背共和民主自由原则，是帮助共产党稳固其专制统治，把未来描绘的再花里胡俏都没用，………」接下来还有一段「………，文立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什么货色你不是不清楚吧？你是不是想让大陆13亿人民永远无法在民国宪法秩序下过日子？给国共两党拉这种皮条有意义吗？………」
我要向何先生说：「如果您仔细看我们公开信的内容，就会发现，虽然我本人出生于台湾，而徐文立老师与孔识仁先生都来自大陆，但是我们共同承认的是国父 孙中山先生所建立的第一共和，而国民政府在一九四六年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为第二共和，至于我们期待的第三共和是将来在中国完全民主化以后，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也就是说，我们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根本不符合民主共和的原则。」
当时，徐文立老师将何先生来函转发给我，我读之读之几至零涕，想一想今日海峡两岸实力如此悬殊，多少人想尽方法去巴结红朝权贵，但是至今还有坚持中华民国法统为正统的人，这是何等孤臣孽子的情怀。
但是，我们相信今天真正爱中国的人，是背负着对中国的双重使命，我们既要澄清中国近代史上一段浑沌不清价值观极为混乱的历史，我们也需要开创中国的前途，将中国的命运导向正途。今天，我们在澄清中国历史的使命上还不可能在短期达成，因为我们除了说明我们的立场与观点以外，还要等待中国大陆全面民主开放以后，让广大中国人在充分的思想与言论自由下公开讨论辩证以后，才能有比较明确的结果。
但是，在开创中国前途的使命上，我们相信两岸签订「和平协议」，终止敌对状态，是中国的命运回归正途时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也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期待，而且这是一个应该尽快达成的阶段性目标。我们认为只要是中国人，都有权利要求两岸政府积极达成这个目标，而两岸政府也有责任满足两岸人民的期待。
从何先生的来信，我们可以看出何先生对国共两党都有不满，甚至不屑。其实，我们也同样对国共两党非常不满，但是正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不满，才让我们认定我们有责任督责他们，要努力符合人民的期待。
所以，如果把符合广大中国人期待的事，说成帮国共两党拉皮条，那么我要说，这皮条我不但是拉定了，而且我会非常努力的拉，我更要说我不但要拉这皮条，我还要监督两岸政府早日给我们生一个胖娃娃。
其实，从徐文立老师起草的公开信，可以看到在这份文件中，徐老师非常慎重的兼顾了理想与现实，他很明确的同时指出了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所以我非但不认为这份公开信是迁就现实，放弃理想，反而是徐老师抓住关键时机，同时对长远目标作出明确的宣示。
民运的方向不能陷在个人好恶当中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两岸局势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也导致海外民运组织发生严重的路线争议。有一些民运人士一直抱着与中共当局对着干的态度在搞民运，所以只要是与中共当局敌对的势力都是他们结合的对象：相反的，任何人只要跟中共当局发展比较友善的关系就遭到他们严厉的批判。
像连战先生与吴伯雄先生先后访问中国大陆，就被许多民运人士嘲讽说，国民党大老争先恐后、卑躬屈膝地去朝见胡锦涛。但是这一种倾向的民运人士中有一部份人是民运界知名的领袖干部，他们在过去台湾陈水扁政府主政的八年间，因为从扁政府领取经费，所以言论越来越倾向台独诉求，甚至有些知名民运人士为了争夺台湾的经费，还得比赛发表台独言论。
可是，如果民运人士或民运组织成了台独的尾巴，这些人将来凭什么号召中国的民主运动，有几个中国人会认同他们的方向。说穿了，这些人那里是在推动民主运动，他们不过是顶着民运人士的头衔或是扛着民运组织的招牌，到处去卖钱罢了。
然而，陈水扁的贪腐拖垮了整个民进党，而今民进党丢掉了政权，这些（顶着民运人士的头衔或是扛着民运组织招牌的）人的经费也断了，可是他们最惨重的损失还不只是断了财源，他们最惨重的损失是人格破产，为所有其他民运人士所不齿。
当然，并不是所有抱着与共产党对干心态的民运人士，都拿了台独经费，他们有的人真的与中国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也有的人只是痛恨共产党专制到不愿意理性讨论的地步。
但是，不论何种因素而抱着与共产党对干心态的人，应该注意到不管中共政权有多么可恶，它所标榜的方向与他执政的绩效，也未必全然违反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所以一个理性的异议人士会肯定并且鼓励它正确的部份，但是回头批判它的错谬与违反正义原则的部份，这样广大中国人才会越来越认同我们的方向。而盲目抱着与共产党对干心态的人一定会不自觉地，越来越偏离广大中国人的民意，最终沦为一小撮偏激人士，为广大中国人所厌弃与排斥。
现在让我们聚焦来谈一谈两岸的互动，难道大多数的两岸人民不希望两岸和谐互动、携手并进吗？难道大多数的两岸人民希望两岸冲突对立、扩大裂痕吗？那为什么有些民运人士看到两岸走向良性互动时，就说国共两党狼狈为奸呢？过去只有台独人士才会讲这种话，因为他们只有不断地制造两岸的矛盾，不断地激化两岸的敌意，才能壮大台独的资本，正当化台独的诉求！然而，真正的民运人士怎么会说出与台独人士一样的话呢？
好在近几年来，有多位民运领袖已经注意到民运方向的偏差，而积极出来呼吁校正。像原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先生〈曾经担任「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理事、秘书长〉就在许多个民运组织共同参与的网络联席会议上，一再呼吁民运人士应该支持并且监督两岸的良性互动。
而今，徐文立老师就是跳脱了与诸多民运组织的争论，直接以一封公开信的方式，对整个民运方向发挥了凝聚共识与导回正途的作用。我也要再次在此呼吁所有民运人士，民运的方向绝不能陷在个人的好恶与情绪当中，民运的方向必须符合广大中国人的期待，这样的民运才会有真实的意义与光明的前景。
应从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和平协议
为了促进对此议题的讨论，我们分别在国内外都广泛连络学者，征询他们的看法，也恳切地请他们给我们批评指教。我和识仁兄在台湾所拜访过的学者当中，有两位学者给了我们非常高度的启发与指导，我必须在这儿作特别的介绍，这两位学者分别是国学大师王邦雄教授与心理学大师黄光国教授。
王邦雄教授已经退休，我们是到王教授的住所去拜访他，王教授住家宽敞而干净，几乎所有家具都是中式木制，而且墙壁上有许多好的字画，所以一进门就有一种古朴的感觉。
王邦雄教授很亲切地欢迎我们，我们简单说明来意，同时把带来的公开信与媒体专访的稿件，呈请王教授审阅。王教授一面翻阅，一面就开始聊了起来，但是才讲了几句话，他就说到：「…，的确现在已经到了讨论签订和平协议的时机，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从那一个角度、那一个高度来看这个议题，我认为必须提升到中华文化的高度来谈两岸和平协议的议题。」
我真没想到才进门不到五分钟，就受到大师醍醐灌顶一般的加持，整个人心神一振，王邦雄教授继续说：「尤其中华文化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文明，他是所有中国人所共同拥有的雄厚资源，如果在谈两岸和平协议的时刻，我们撇开中华文化不谈，他就会变成一个临时性的、过度性的议题，只有在中华文化的高度来谈两岸和平协议，我们立刻就对这个议题赋予了历史纵深，它变成整个国家民族长远方向的关键性转折点。」
「而且文化的生命力远远超越国家的命脉与个人的生命，有时候国亡了、人死了，但是文化却升华进入另一个高度。像金人灭了宋朝，但是元世祖忽必烈非常敬佩文天祥的才学与气节，他监禁文天祥三年期间一再劝降，但是文天祥以『过零丁洋』、『正气歌』与『衣带赞』等诗歌来表达他生死以之的志节，最后元世祖终于决定将他处决，可是元世祖下令处决文天祥的时候，仍然称赞文天祥是『真男子』也！」
王邦雄教授与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不只是健谈，而是对于中华文化的脉络与历史的典故熟悉到了如指掌，所以听他谈话，不只立论清楚，尤其是引经据典，随手拈来。
我回家以后，还经常思索王邦雄教授的谈话，与他一席谈真让我觉得茅塞顿开。我想起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在其旷世巨著「历史研究」一书中，对于华夏文明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在研究人类历史上二、三十个伟大文明以后，曾经作出结论，认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文明都像自然界生物的生命一样，有生老病死的过程，而且生命死亡以后一去不返。
但是汤恩比后来又推翻自己的结论，因为他发现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非常不同的，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华夏文明，汤恩比认为只有华夏文明能够跳脱生命体必然会死亡的宿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再发生文明再现。汤恩比认为华夏文明在久远的时代就已经发展成巨大的综合体，他蕴藏着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所以屡次在衰落以后却不死亡，经过一段时日以后他不但能复苏重生，而且创造出更辉煌灿烂的新文明。
想一想王邦雄教授所说的宋元历史，正是华夏文明在宋末衰败而亡于金，但是国亡了，文明并没有死，经过几十年，华夏文明在外来文明冲击下，他又吸收外来文明的优点，融入固有的华夏文明而衍生出一种新的文明。
我们如果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中华民族就是在清末衰败以后，于二十世纪前半叶，被列强侵略几至亡国，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却因为外来思想造成路线的分歧而引发内战，终至分裂。
如今，又经过半个世纪，中国人应该清楚认识到，完全移植外国人的思想体系，不论是资本主义或是共产主义，都不可能救中国，唯有将西方文明的优点融入固有的华夏文明，而发展成新形态的中华文明，才能孕育浴火重生、展翅高飞的生命力。
其实，我们从国际局势观察整个中华民族的走向，不论是两岸三地，甚至包括海外侨胞，整个中华民族正走在新一轮华夏文明复苏的道路上。只是在这里，我们要郑重告诫中共当局以及所有亲共人士，千万不要以为今日中共的实力超级强大，就误以为社会主义可以领导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生，我们深信，不论中国共产党实力有多强大，他终究无法控制华夏文明新生的力量，至终是新生的华夏文明推翻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领导华夏文明的新生，甚至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是中共当局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不伦不类的怪物。
所以，我们要呼吁所有共产党员与共产主义信徒，是你们应当幡然悔悟，回归中华文化的源流，而别再妄想把广大中国人都拉到共产主义旗帜下。
一中两宪是和平协议的最稳当基础
黄光国教授是世界级的心理学学者，他曾经担任全球心理学学会理事长。但是黄教授不是一个只知埋首书中的智者，他更是一个对国家社会有深刻关怀的真知识分子，他著书立论，针碥时事，既不依附当道，也从不畏惧权势，是真正有国士风范的学者。
李登辉担任中华民国总统时，黄光国教授就写了一本书「民粹亡台论」，他在书中明白指出，自诩为「民主先生」的李登辉，其实不是在搞民主，他其实是在搞民粹，而且他警告台湾人，李登辉搞民粹是会搞垮台湾的。
几年以后，陈水扁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结果爆发诸多弊案，当施明德号召成立红衫军倒扁时，黄光国教授以他领导的「民主行动联盟」，号召成立另一支倒扁部队，与红衫军很有默契地进行战略同盟。
两年前，马英九参加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时，黄光国教授也积极入党，并且登记参选，黄教授当然知道他不可能胜选，但是借着参选，他就能够获得与马英九作政策辩论的机会。后来黄教授办了一场公开辩论会，果然马英九也应邀出席，黄教授不但当场与马英九作政策辩论，而许多与会的学者甚至民众都有机会当面质询甚至批判马英九，而绝大多数的批判都是直指要害的批判马英九在政策上的模糊，以及马英九左边怕中共、右边怕台独的懦弱性格。
这两年，两岸关系改善许多，但是还有一些亟待突破的关键步骤仍然卡在双方的认知差距中，黄教授与「民主行动联盟」中的多位学者，像张亚中教授与谢大宁教授，都经常穿梭两岸折冲樽俎，为两岸设计建设性方案来突破僵局。他们不能单方面讨好任何一方，因为这种偏袒无法化解僵局，反而他们经常要规劝双方，对于对方的立场要理解与尊重，所以黄教授与他所领导的一群学者正为两岸作鲁仲莲，甚至可以说黄教授等学者一直为两岸关系，给两岸政府下指导棋。
其实长期以来，两岸的僵局一直卡在双方以什么位阶来承认对方的存在，过去已经有人提出过好多种「一什么两什么」的模式，像大陆方面提出的「一国两制」，还有马英九在好多年前就提出的「一国两府」，然而不论是「一国两制」或是「一国两府」都无法被广大台湾民众接受，因为两者都显示台湾没有任何主权地位，前者意味着台湾与港澳地区一样，是在中共允许之下施行不同的制度，而后者可能被解释为大陆是中央政府，台湾是地方政府。
两岸在过去所能达到的最高共识，仍是一九九二年的所谓「九二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诉」，一般简称为「一中各表」。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一中各表」的实质意义仍然是互相否认，所以「一中各表」在十几年前是两岸关系的重大突破，但是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两岸在多方面的良性互动怎么可能在互相否认的状态下顺利进行呢？
黄光国教授在四年前，以专书论证的方式提出了「一中两宪」的新模式，可惜一般人没经过仔细思考就认为「一中两宪」仍然是「一什么两什么」的老套，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比较，就会发现「一中两宪」的模式其实给两岸未来的良性互动提供了一个坚固而稳当的平台。
对大多数理性的台湾民众而言，「一中两宪」的模式已经为台湾争取到与大陆对等的主权地位，那为什么还要坚持明知对台湾不利的台独路线呢？
至于大陆方面，它明明是实力远比台湾强大，却要承认台湾同样具有宪法的地位，好像这么大的让步不可能被中共当局接受吧！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这个让步能够让两岸的政府与人民都愿意正式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其正面的意义比起中共的让步不是太值得了吗？
再说，「一中两宪」才是两岸现况最真实的陈述，现在的中国领土上不是有两套宪法存在吗？只是这两套宪法的有效实施范围，都只是一部份中国领土，但是两岸政府都否认对方宪法的效力，而坚持只有自己这边的宪法才是中国境内唯一有效的宪法。所以「一中两宪」只是要双方都承认对方的宪法在其目前所统治的区域内是有效的宪法。
而且中共当局也不必认为，接受「一中两宪」的模式就是吃了大亏，因为大陆实力比台湾巨大的比例，已经体现在双方宪法所统治的人口数与土地面积之中，大陆的人口数大约为台湾的六十五倍，土地面积大约为台湾的两百六十五倍。
我认为黄光国教授提出的「一中两宪」模式，真正为两岸创造一个新局，让两岸在对等的尊重下，从互不承认转变成互相承认，所以如果两岸能以「一中两宪」为基础签订和平协议，那不只是突破两岸眼前的僵局，其实他已将两岸未来全方位的良性互动带进平坦通畅的大道。
黄光国教授至今未退休，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教学、做学问，我们是到台湾大学心理系办公室拜访他，他的办公室不大，但是靠墙一大排书柜上排了满满的书，连书柜上头和书桌上头还堆着一迭一迭的书。
说起「和平协议」，黄光国教授大概是最早提出此议的学者，也是在这个议题上论述最多的学者，但是在黄教授看过我们公开信的内容以后，他也完全同意我们在公开信中的主张，因为我们公开信中各项要旨都与黄教授的看法不谋而合。
我们也向黄光国教授报告，我们先前已经拜访过王邦雄教授，而且王邦雄教授开门见山的就提出主张，应该站在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和平协议」的议题。黄光国教授立刻说，他百分之一百的赞同，而且他从第一次提出「和平协议」的论述时，就已经提到这个观念，他更说「和平协议」必须要提升到这一个高度来谈，才有真实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先后拜访了王邦雄教授与黄光国教授，可能因为他们两位分别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所以两人接触不多，但是两人皆久闻对方大名，一提起来，两位互相都有相当的肯定与推崇。
至于两位台湾学者与徐文立老师之间的距离就更大了，因为徐文立老师在中国大陆是著名的异议人士，曾经坐过十几年的牢，前几年才在国际人权组织及美国学界积极争取之下，被中共当局释放而直接赴美，目前在美国布朗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他过去完全不认识王邦雄教授与黄光国教授。
王邦雄教授与黄光国教授过去对大陆异议份子与民运人士不甚熟悉，他们也没听闻过徐文立老师其人其事。但是，只要是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有深刻关怀的知识分子，不论来自何地，不论是何背景，甚至没有见过面而只是透过文字沟通了看法，大家很快就成为互相珍惜的朋友甚至是同志。
王邦雄教授与黄光国教授看过徐文立老师起草的公开信以后，都高度赞同徐文立老师的主张，而我与识仁兄向徐老师报告我们拜访王教授与黄教授的经过以后，徐老师感觉既振奋又感动，他立刻以毛笔写了两封亲笔函，向王教授与黄教授表达他的感激与敬意。
中国人排除了党派私利很容易沟通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我参加推动「和平协议」的公开信，心中有一点儿感想。首先，我觉得因为这一份公开信，让两岸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前途的议题上能够有所交流，他们不但能够很快的建立共识，而且能提出有突破性的方案，让两岸的互动能向更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当然，两岸学者的交流早就在大规模进行了，可是双方的官方学者却很难提出突破性的方案，因为官方学者还是不愿冒然提出己方当权者不爱听的主张，所以他们经常陷在旧的框架中。而非官方的学者在接触时，也常常避开敏感话题，免得激怒对方，所以非官方学者的接触要就是只谈学术，不然就多多联谊，少惹争议。
所以我认为两岸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交流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他们才能够跳脱旧框架的局限，他们才能够甩开国共两党的旧包袱，他们敢大声讲出两岸当岸当权者听了不太爽的话，因为必须有这种心态，才能带来突破。
此外，在徐文立老师与两位台湾学者的交流中，我感觉到如果能排除党派私利，其实中国人是很好沟通的，也因此我对心目中的新中国有了更坚定的信心。
两岸人民需要两岸和平的真实凭据
当然，国民党在台湾重掌政权以后，两岸关系获得大幅的改善，两岸和平也透出了曙光，但是我们深深觉得，今天两岸人民对于两岸和平的期待，不只是和平有希望而已，我们相信两岸人民更期待的，是能掌握两岸和平的真实凭据。
所以「和平协议」虽然可能只是一纸协议，但是他对两岸人民的真实意义将远远超过其他经贸协议，甚至超过两岸政府各自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任何协议，因为这一份协议将清楚的标志着自家亲人正式宣告结束敌对状态，从此携手为重建家园，重建亲情共同努力。我们也因此相信，两岸政府有责任积极推动「和平协议」，好将两岸人民的「和平在望」向前推进成为「和平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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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达
安徽省巢县人
1953年出生于台北市
学 历
省立台中一中毕业
中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
德州大学土木工程硕士
经 历
「民主团结联盟」秘书长
「卓越杂志」总编辑
「国是评论」专栏作家
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召集委员
中华民国第三届立法委员
美国加州National Construction & Maintenance, Inc. 总工程师
美国加州Pittsburg市市政府工程师
美国加州Flowind Inc.能源公司土木部主任
美国路州Perralt & Perralt, Inc. 结构设计工程师
参加中国民主运动经历
1985年 加入「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担任总部监事
1986年 代表「民联」为杨巍案赴上海，是民运人士中闯关的第一人
1989年 加入「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担任总部监事会主席
2003年 赴澳洲雪梨参加民运组织联席会议
2006年 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民运组织联席会议
2008年 与多个民运组织代表赴印度达蓝莎拉拜访达赖喇嘛
2009年 赴日内瓦参加达赖办公室所举办的汉藏友好协会国际会议
从1996年返台担任立委以后，每年都在台参与策划主办六四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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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达:从「和平在望」到「和平在握」——我参加推动「和平协议」公开信的经过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