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16 6 月, 2024

徐文立:《公開信》是送給中共的一份國慶“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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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公開信》是送給中共的一份國慶“賀禮”

   徐文立(资料照片• 《博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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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立:《公開信》是送給中共的一份國慶“賀禮” (圖) 

   (博訊2009年09月29日發表)

   http://www.peacehall.com/cgi-bin/news/gb_display/print_version.cgi?art=/gb/intl/2009/09&link=200909292327.shtml

    徐文立更多文章請看徐文立專欄

    來源:參與 作者:徐文立/滄海 

    流亡美國的中國民運人士徐文立、臺灣前立法委員和民運人士錢達、以及中國大陸民運活動人士、年輕學者孔識仁9月25號發表《就簽署“和平協定”,建設“公民三有”的憲政民主中國致兩岸領導人的公開信》(以下簡稱《公開信》),9月28日《參與》記者就這封《公開信》專訪了徐文立先生。

    《參與》記者:我們知道《公開信》是面向公眾連署的,您能不能首先介紹一下連署的情況? 

    徐文立:我們敬請公眾連署《公開信》之後,目前連署的第一批共是三十幾位,國內著名人士有汪兆鈞先生,中國民主黨在國內領導人查建國先生,海外知名學者齊彧先生,目前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連署者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如果中國的民主運動得不到國內人士的回應和支持,有關中國的任何政治主張都不可能實現。我們一直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國國內,當然也會兼顧國外,國外主要是為國內做不到的事情服務。

    《參與》記者:這些連署者提出了哪些建議? 

    徐文立:主要有來自三方面的意見和批評:一是流亡美國的著名民運人士王希哲先生對《公開信》的政治方向做出了肯定的評價:“很好”。我們認為,國共兩黨有責任正式結束中國的內戰,創造一個和平的政治環境和平臺,讓各種力量在這樣的平臺上進行自由競爭,為民造福,伸張民權。二是臺灣學者曾建元教授提了一個意見,他強調中國國民黨的執政權在變動當中,現在是執政黨,四年後未必執政,因此我們作了修改,改成“現在中國國民黨執政的臺北政府”,其實中國共產黨執政也只是現在時,未必是所謂“萬年牢”的江山。三是有質疑的人士,認為這種做法是給國共兩黨“拉皮條”,主張中華民國的法統。我們發表《公開信》是著眼于未來,實際上也非常尊重辛亥先賢創建的第一共和,而且特別肯定了1946年制憲國大建立的第二共和,第二共和是在朝野各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恢復憲政,在臺灣變成了事實。這些建議對我們進一步思考問題和解說問題都很有意義,我們繼續歡迎批評的意見和各種建議。 

    《參與》記者:《公開信》提出了一個新的政治主張“公民三有”,中國大陸的情況卻是恰恰相反,而且看起來僅僅依靠立法也很難實現“公民三有”。

    徐文立:民運理應與人民同呼吸、共患難,中國民主黨的宗旨就是“公心至上,服務大眾”。“公民三有”的提法是從“民有、民治、民享”當中衍生出來的,就是把“民享”的內容在當前具體化了。雖然大陸目前經濟有所發展,但卻是權貴壟斷經濟,失業嚴重,貧富差距巨大,環境破壞嚴重,經濟畸形發展且無公平正義,因此很有必要強調公民應當不僅享有擇業的自由,而且應享有公平地、有尊嚴地就業的權利和機會。在大陸積累了巨大的公共財富的情況之下,公民也應當在公共財富股份化之後擁有恰量的公平的股份,實現國家壟斷資本的人民化,人民的血汗錢應該歸人民所有。在這裡強調人民的私有財產權,是民主的基石是必要的。中國大陸的民眾已經開始擁有一些私有財產,但是尚不能擁有完全意義上的房產權和地產權,城市居民購買商品房,卻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權,未來將面臨著政府可能的不當剝削。地產權對於農民更加有意義,由於沒有地產權,農民只能是中國大陸社會的貧窮無助的二等公民,對他們來說很不公平。當然,我們知道地產權的解決有相當大的難度,我們認為應當通過立法的方式保障公民的這些基本權利。為此,我們在《公開信》中發表了三點“希望”,提出召開授權的“制憲會議”,今後的立法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能夠解決的,我們並不認為目前這種法律體系可以解決這些問題,而是未來授權的“制憲會議”產生新的立法機構和憲法,再產生對“公民三有”方面的規定,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這個理想未來是必然要實現的。 

    《參與》記者:《公開信》提出“一中、兩憲、兩府”,“一中”大家很容易理解和認同,那麼“兩憲、兩府”和“兩個國家”有什麼區別呢? 

    徐文立:“兩憲、兩府”和“兩個國家”是不一樣的。打一個比方,在聯邦制的框架下,美國各個州其實都有自己的法律條文,對法律條文的認可並不等同於認可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不論是北京政府還是臺北政府都不認為他們是相互獨立的國家,臺北政府認為從法統意義上來說,它是包括大陸的,甚至包括外蒙,只是沒有實施管轄權,北京政府認為它的憲法其實是延伸到臺灣的,只是沒有辦法實施。承認現行的兩部憲法並存,並不是認同兩個國家。而是說承認一個國家目前分治於兩部憲法下的現狀。另外“兩府”是指,臺北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是現實存在的,而且互不管轄,我們從尊重現實的角度提出“兩府”,完全沒有臺灣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意思。國民黨的前任主席連戰和現任主席吳伯雄都訪問過大陸,實際是“一中兩府”的正式確立,不過是沒有公開地說出來而已。對此,我曾另有行文。(請見2008年6月1日《吳伯雄、國民黨、中國人的得與失——得:“一中兩府”的正式確立;失:中共“一黨專制”的近期終結》)現在應當捅破這層“面紗”,為中華民族的國家和平與民族和解打好基礎。

    《參與》記者:《公開信》發表後,有美國專家在臺灣問題上提出“見面三分情”,認為應積極促成馬英九與胡錦濤的直接接觸,您怎麼看這一觀點? 

    徐文立: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中國人很講面子和情義,馬英九和胡錦濤兩個人歷史的包袱並不重,過去的內戰和對峙主要責任不在他們兩位領導人身上,為了整個中華民族計,為了兩岸人民計,他們兩人的見面是很重要的。 

    《參與》記者:隨著六十周年國慶的臨近,我們都能感覺到國內的形勢非常緊張,為什麼要選擇現在發出這封《公開信》,這是一個好的時機嗎? 

    徐文立:我們其實已經醞釀了好幾年,今年9月6日形成的文字,準備把它作為送給中國共產黨的一份國慶“賀禮”,是為了提醒中共沒有什麼道理可慶可賀,他們和國民黨一樣曾經對中華民族和中國犯有相當大的錯誤和罪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接受蘇俄的指揮和大力支持,在中華民國體系下做的事情是一場叛亂,中共在抗日衛國戰爭中虛以抗日之名,行割據擴張之實,就是犯罪。這是整體而言,個別中共軍隊有抗日的業績也是事實,不能抹殺。1949年中共建立的是反民主共和、反中華文化的馬列主義政權,中共現在應該反省、認錯、認罪。我們要在這個時候敲醒他們,但也不採取極端的態度,給他們足夠的尊重,認可目前的現實,未來甚至可以不過分強調中共所犯的罪行,只要他們能夠幡然悔悟,和國民黨合作結束這場內戰和對峙,給中華民族創造一個和平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環境,我們也會對中共的進步給予承認。一味追究歷史,意義不大,更重要的是為中華民族帶來一個光明的未來。現在中共國慶從未有過的劍拔弩張、風聲鶴唳,也說明中共的政權不穩固。我們不希望出現亂局,希望和平地實現轉型,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區性的政治力量進入一個理性的法制軌道,國共兩黨領導人的態度很重要。有人說這是一種幻想,我們不這麼看,當政者的決斷對歷史的進程還是會起很大的作用,我們所做的就是盡可能地促成這種變化。我們最擔憂的是暴政導致天下大亂,結果使當代中國大陸難以完成再造共和憲政和光復中華文化的雙重歷史重任。這結果對統治者是悲劇,對民運是災難,對人民是苦難。 

   (此為列印板,原文網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intl/2009/09/200909292327.shtml) 

   徐文立:《公开信》是送给中共的一份国庆“贺礼” (图) 

   (博讯2009年09月29日发表)

   http://www.peacehall.com/cgi-bin/news/gb_display/print_version.cgi?art=/gb/intl/2009/09&link=200909292327.shtml

    徐文立更多文章请看徐文立专栏

    来源:参与 作者:徐文立/沧海 

    流亡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徐文立、台湾前立法委员和民运人士钱达、以及中国大陆民运活动人士、年轻学者孔识仁9月25号发表《就签署“和平协定”,建设“公民三有”的宪政民主中国致两岸领导人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9月28日《参与》记者就这封《公开信》专访了徐文立先生。

    《参与》记者:我们知道《公开信》是面向公众联署的,您能不能首先介绍一下联署的情况? 

    徐文立:我们敬请公众联署《公开信》之后,目前联署的第一批共是三十几位,国内著名人士有汪兆鈞先生,中国民主党在国内领导人查建国先生,海外知名学者齐彧先生,目前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联署者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如果中国的民主运动得不到国内人士的响应和支持,有关中国的任何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实现。我们一直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国国内,当然也会兼顾国外,国外主要是为国内做不到的事情服务。

    《参与》记者:这些联署者提出了哪些建议? 

    徐文立:主要有来自三方面的意见和批评:一是流亡美国的著名民运人士王希哲先生对《公开信》的政治方向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很好”。我们认为,国共两党有责任正式结束中国的内战,创造一个和平的政治环境和平台,让各种力量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自由竞争,为民造福,伸张民权。二是台湾学者曾建元教授提了一个意见,他强调中国国民党的执政权在变动当中,现在是执政党,四年后未必执政,因此我们作了修改,改成“现在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台北政府”,其实中国共产党执政也只是现在时,未必是所谓“万年牢”的江山。三是有质疑的人士,认为这种做法是给国共两党“拉皮条”,主张中华民国的法统。我们发表《公开信》是着眼于未来,实际上也非常尊重辛亥先贤创建的第一共和,而且特别肯定了1946年制宪国大建立的第二共和,第二共和是在朝野各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恢复宪政,在台湾变成了事实。这些建议对我们进一步思考问题和解说问题都很有意义,我们继续欢迎批评的意见和各种建议。

《参与》记者:《公开信》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主张“公民三有”,中国大陆的情况却是恰恰相反,而且看起来仅仅依靠立法也很难实现“公民三有”。

    徐文立:民运理应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中国民主党的宗旨就是“公心至上,服务大众”。“公民三有”的提法是从“民有、民治、民享”当中衍生出来的,就是把“民享”的内容在当前具体化了。虽然大陆目前经济有所发展,但却是权贵垄断经济,失业严重,贫富差距巨大,环境破坏严重,经济畸形发展且无公平正义,因此很有必要强调公民应当不仅享有择业的自由,而且应享有公平地、有尊严地就业的权利和机会。在大陆积累了巨大的公共财富的情况之下,公民也应当在公共财富股份化之后拥有恰量的公平的股份,实现国家垄断资本的人民化,人民的血汗钱应该归人民所有。在这里强调人民的私有财产权,是民主的基石是必要的。中国大陆的民众已经开始拥有一些私有财产,但是尚不能拥有完全意义上的房产权和地产权,城市居民购买商品房,却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未来将面临着政府可能的不当剥削。地产权对于农民更加有意义,由于没有地产权,农民只能是中国大陆社会的贫穷无助的二等公民,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当然,我们知道地产权的解决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认为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保障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为此,我们在《公开信》中发表了三点“希望”,提出召开授权的“制宪会议”,今后的立法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能够解决的,我们并不认为目前这种法律体系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未来授权的“制宪会议”产生新的立法机构和宪法,再产生对“公民三有”方面的规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个理想未来是必然要实现的。 

    《参与》记者:《公开信》提出“一中、两宪、两府”,“一中”大家很容易理解和认同,那么“两宪、两府”和“两个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徐文立:“两宪、两府”和“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打一个比方,在联邦制的框架下,美国各个州其实都有自己的法律条文,对法律条文的认可并不等同于认可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台北政府都不认为他们是相互独立的国家,台北政府认为从法统意义上来说,它是包括大陆的,甚至包括外蒙,只是没有实施管辖权,北京政府认为它的宪法其实是延伸到台湾的,只是没有办法实施。承认现行的两部宪法并存,并不是认同两个国家。而是说承认一个国家目前分治于两部宪法下的现状。另外“两府”是指,台北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是现实存在的,而且互不管辖,我们从尊重现实的角度提出“两府”,完全没有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意思。国民党的前任主席连战和现任主席吴伯雄都访问过大陆,实际是“一中两府”的正式确立,不过是没有公开地说出来而已。对此,我曾另有行文。(请见2008年6月1日《吴伯雄、国民党、中国人的得与失——得:“一中两府”的正式确立;失:中共“一党专制”的近期终结》)现在应当捅破这层“面纱”,为中华民族的国家和平与民族和解打好基础。

    《参与》记者:《公开信》发表后,有美国专家在台湾问题上提出“见面三分情”,认为应积极促成马英九与胡锦涛的直接接触,您怎么看这一观点? 

    徐文立: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中国人很讲面子和情义,马英九和胡锦涛两个人历史的包袱并不重,过去的内战和对峙主要责任不在他们两位领导人身上,为了整个中华民族计,为了两岸人民计,他们两人的见面是很重要的。 

    《参与》记者:随着六十周年国庆的临近,我们都能感觉到国内的形势非常紧张,为什么要选择现在发出这封《公开信》,这是一个好的时机吗? 

    徐文立:我们其实已经酝酿了好几年,今年9月6日形成的文字,准备把它作为送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国庆“贺礼”,是为了提醒中共没有什么道理可庆可贺,他们和国民党一样曾经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犯有相当大的错误和罪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接受苏俄的指挥和大力支持,在中华民国体系下做的事情是一场叛乱,中共在抗日卫国战争中虚以抗日之名,行割据扩张之实,就是犯罪。这是整体而言,个别中共军队有抗日的业绩也是事实,不能抹杀。1949年中共建立的是反民主共和、反中华文化的马列主义政权,中共现在应该反省、认错、认罪。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敲醒他们,但也不采取极端的态度,给他们足够的尊重,认可目前的现实,未来甚至可以不过分强调中共所犯的罪行,只要他们能够幡然悔悟,和国民党合作结束这场内战和对峙,给中华民族创造一个和平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环境,我们也会对中共的进步给予承认。一味追究历史,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现在中共国庆从未有过的剑拔弩张、风声鹤唳,也说明中共的政权不稳固。我们不希望出现乱局,希望和平地实现转型,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区性的政治力量进入一个理性的法制轨道,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态度很重要。有人说这是一种幻想,我们不这么看,当政者的决断对历史的进程还是会起很大的作用,我们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促成这种变化。我们最担忧的是暴政导致天下大乱,结果使当代中国大陆难以完成再造共和宪政和光复中华文化的双重历史重任。这结果对统治者是悲剧,对民运是灾难,对人民是苦难。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intl/2009/09/200909292327.shtml) 

(徐文立:《公開信》是送給中共的一份國慶“賀禮”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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