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平再次挑釁在前，徐文立應對在後
馮勝平6月17日為何要在4小時冗長的視頻3:19-30處前後點名徐文立並暗諷
十揭馮勝平
及其《上書習近平》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3/06/blog-post.html
徐文立编撰
（2023年6月22日）
「『黨主立憲』嗎？既『黨主』何有『憲』？即便有，也是『偽憲』；拿著毛澤東玩剩下的把戲，馮勝平不惜賤作陰面的形象上書，可悲！」
馮勝平（視頻截圖）
馮勝平 王滬寧
合影
（網絡圖片 馮勝平發布）
王滬寧（取自網路）
十揭馮勝平
網絡链接
徐文立：冯胜平先生——你，是谁？！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0117/501432.html
http://45.35.61.42/hero/201903/xuwl/5_1.shtml
徐文立：冯胜平先生意欲何为？
http://45.35.61.42/hero/201903/xuwl/4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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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致习近平信是维护专制、编造美国历史
作者：锺国平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61014/726926.html
钟国平：冯胜平的“革命使人堕落”是赤裸裸的维稳之作
https://groups.google.com/g/lihlii/c/AWEZebjZf90/m/JCyrYByCBw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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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钟国平：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华盛顿革命集团”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61014/726926.html
钟国平：评“冯胜平致习近平总书記的第二封信”
http://www.wailaike.net/news-1145000-0.html
钟国平：裸奔的冯胜平《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4090901.htm
钟国平：用篡改美国历史来合法化毛泽东（反）革命集团的专政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4090302.htm
钟国平：宪政之争就是政权的合法性之争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5021801.htm
Monday, March 28, 2022——刘刚揭批冯胜平的链接：
本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2/03/blog-post_28.html
推文链接：https://twitter.com/LiuGang8964/status/1508538713952948233
2023-06-19 01:42:01（馮勝平再次挑釁在前，我（徐文立）應對在後）馮勝平為何要在4小時冗長的視頻3:19-30處前後點名徐文立並暗諷為「不真诚的人」？！请回答！
文革中的《九級浪》｜周六八點
一
徐文立：冯胜平先生——你，是谁？！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0117/501432.html
附件
1，25年前美国作者约瑟夫·布鲁达《谁在保护北京的间谍》(刊登于《高级情治概览》(EIR)1990年5月18日，第73页“国内栏目”)(附中文翻译件)
2，小参考总第515期(1999.08.19)发表的——
“全美学自联安全工作组”1990年《全美学自联关于中共特务渗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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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先生：你，是谁?!
——请看25年前美国报刊上的《谁在保护北京的间谍》及《全美学自联关于中共特务渗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
调查报告》
徐文立
(2015年1月12日)
海外特务的故事，讲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在自由环境下，为几斗米而享受不断造谣、挑拨离间、诋毁他人的长舌妇的乐趣。
现在公布25年前美国作者约瑟夫·布鲁达《谁在保护北京的间谍》(刊登于《高级情治概览》(EIR)1990年5月18日，第73页“国内栏目”)的报道及1990年《全美学自联关于中共特务渗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调查报告》，不是想故意地揭露一个可能的“特务”，而是鉴于信口雌黄党现已渐入“狂境”，破坏民运至今，而且没有一个可以拿出来明说的实质性内容!同时，也是为了让人们了解一些发生在『1989六四』期间幕后的故事。
现在发表的这二篇报道告诉人们，冯胜平就“最可能是特务”的人!是真是假，读者自有判断。扯胡平先生等等人，那是冯胜平先生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而为吧?是为了“洗白”自己，华丽转身成为“学者”、“专家”，乃至“国师”吧?
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把民运人士概括为四类”，有什么资格借“扣帽子”的打手方式去攻击、揶揄民运和中国人?而且，冯胜平先生所谓的“三民论”、“四类论”反反复复地说，越说越得意，越说越癫狂，自以为无人痛斥，犹如“定论”了!和我有过真正接触和共事的人都知道，我不但坦言、还多次发文，表示不主张在民运内部抓特务，因为：(1)民主是个开放的体系，公开而透明，任何人都有权参与;(2)民运没有财力和人力去做抓特务这件事;(3)民运没有处置和惩罚特务的权力;(4)在内部抓特务的结果，只会乱了自己，得意了对手。当然，民运内部高度警惕可能的特务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至于特务有没有那么多，我不敢确切地论断。如果连中国各地各界各乡(甚至包括监狱、港澳台及海外)的各级“情报员、报告员(他们是拿报酬的，不是自干五)”都算“特务”，那么，有几千万，我也会相信。
冯胜平先生以“旅美学者”的身份给习近平“皇帝”写的公开信我读过。
不巧他遇到了钟国平!真是“既生瑜何生亮”?!
让人们看清了他没有任何学术和政治的诚信，夸夸其谈，吊书袋而已，让许多好心人猛醒，让他从可能的“国师”的宝座上跌落了下来!
正如春秋冬月2所说：“钟国平——他以锋利的刀笔剥下了冯胜平先生的画皮”。“我将另开一主贴将他的观点全盘照登出来，希望看到冯胜平先生的自我辩护，不过我估计冯胜平先生的辩论会是非常苍白的。”
至今，人们没有看到冯胜平先生为此的辩白。
让人颇为感触的是，一副“悲天悯人、通情达理、纯如学子”样子的冯“学者”居然会造谣言、编故事，居然会弄错各个历史人物写的文章和著述。现在冯先生再以他人名义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人们已经无法相信了。共党的核心是一群流氓骗子，这话一点也没错。
冯先生的“三万进言书”，唯一值得“肯定”的是他“忠党爱国”的拳拳之心和盼铁成钢的热情。可惜这个“共产党、中共国”，已经行将就木，只有他这类人不这样看，还自以为中共“风景这边独好”呢!还自认为唯有中共才能救中国，习近平独裁好得很呢!还自认为中国没有了中共必乱、必垮呢!还自认为中国断然民主不得呢!还放肆地认为中国人除了“顺民、刁民”，就是“暴民”呢!大陆共产党都不敢明说的话，冯先生在海外替他们说!那么，他是什么货色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只问一句：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治理成食品有毒、饮用水有毒、连空气都有毒，它能不行将就木吗?你胜平，不甘小平、近平，狂要“冯胜平”；一旦他们明白你是用捏造的美国、英国历史，在“忽悠”他们，你的“忠党爱国”就可能一钱不值、甚至大祸临头了!
我一直以来，不告诉公众我为什么认为“他最可能是特务”。可是，冯胜平先生2014年12月29日发表的《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兼答民运中热衷抓特务的人》，真是非逼我走这一步，公布这二份资料!
至于其他人是否是特务，只要资料充足，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需得着冯先生这种人像中共那样居高临下地教导我们如何从“政治立场的表象背后”去判断他人真实身份吗?你有资格分类吗?你有资格教我们吗?你没有资格，你只有任务，这不是我猜测的，而是根据这二篇报道判断的。你若认为这些报道不充分，那么你自己找点什么其他的借口，不要拉其他人来垫背。
如果说你是在25年前被揭露了这可能的身份，这不表明你今天就没有这个身份了。特务是终生的工作和“荣誉”，特工不是临时工。
至于这个大千世界，他人怎么活着原本不关你的事，尤其在自由的世界。然而你怎么活着却有人关心，不是我，是你的卓越的身份引起媒体的兴趣。然而，你去嘲弄普通的民运人士怎么活着，只能说明你眼小、人小!任何人不读书、不经商、不打工而能活着的就一定是民运吗?你有人类具有的逻辑思维能力吗?再者说，民运人士怎么活着需要你去婆妈地指指点点吗?他人做什么需要你过问吗?我不说婆妈是小人，但你一个六十一岁的男人用婆妈的手法对民运人士和中国人指指点点，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冯先生的哲理“写拿破仑就必须要有拿破仑的胸怀”实在高，是否可以同样地说“写民运人士必须要有民运人士的气概?”是否可以照样地说“写中共可以接受的公开信必须要有中共的背景”呢?我应当恭喜你，你献给习近平的三封“万言书”，能够自由地发表在国内网站而不被删除;你向习“皇帝”进言的“实施1982宪法即是宪政”的思想看起来和习近平提的“依法治国”有着高度的“共识”;如果你不想当“国师”，我不敢相信中国还有谁，如你这般以“前(“中共定的反革命组织”)中国民联的核心成员”“海外学者”的身份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苦劝”习近平，还踏上了几十年未敢涉足的台湾去推销你的“党主立宪”!
你说民运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告诉你不要只懂中共党史不懂中国民主史，民运起源于共产党还没出生的年代，包括在海外，而且只要中国不民主，它还会不断持续下去，它的起源和中共没有一毛钱关系，它的结束同样不由中共来定性、预测，这是人民对自由权利的要求决定的。反抗文明的人只会恐吓和说谎，但这一套，请不要拿到人们面前来炫耀。中共这个历史败类，若说与民运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以民运为名窃国并自立“正统”，然后打击追求权利与自由的民运人士及民运事业。你对民主制度的攻击让我理解了你的立场：中共当政成为“正统”，所以民运不能再搞了，必须跪在皇帝前“进谏”，如同各朝各代那样。——这就是你的论断“中共的运动史结束于民运”的真实写照。
中共专制不终，民主运动不竭!
至于冯先生写的致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公开信的内容，对不起，你自己去欣赏吧。特务最敏感于他人谈论特务，而且只有他们会“对号入座”。但这些不重要，胡平先生的“几条烟”和“见好就收”在这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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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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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谁在保护北京的间谍
作者：约瑟夫·布鲁达
(翻译件)
已经有证据显示布什(老布什——译注)政府可能在美国的土地上为中国间谍活动提供保护。根据最近披露的消息，一个在去年成功控制了《中国之春》集团的中国人是一个中国国家安全部派出的渗透性谍报工作人员。《中国之春》一直是全美最重要的反邓小平政权的中国学生组织。但该组织在被冯胜平(冯被指为中国间谍)掌控之后发生了极大的方向性的变化。冯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双间办公室工作，这个办公室是前国务院情报长官兼CIA副局长雷·克莱恩的。克莱恩是乔治·布什的长达几十年的最信得过的情报人员。这使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冯所涉入的中国谍报战是得到白宫许可的。
针对冯的这一指控集中在一系列的(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内部文件上，这些文件据报道是被泄露给反北京政权的反对派手中，抑或是被他们偷出去的，然后以私带方式送出中国大陆。这些文件，加上相关的证据，都证实了：他们当时正集中力量对付当时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中国学生运动问题。
其中一份文件签署时间为1989年4月，标题为“进展总结”。这份文件谈到了中国派驻美国的旨在破坏中国学生组织的间谍活动。该文件详细描述了冯胜平在“渗透”《中国之春》的活动中所担任的角色。文件称，冯以及他的“任务小组”(这是国家安全部对他们的称呼)在当时的目标就是一个州一个州地接管在美国的组织，而冯和他的任务小组的工作使得这个目标有望实现，而文件说当时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中。报告说，在反邓小平政权的组织中，真正的反对者正在被孤立。其他的文件还描述了冯和他的助手们的另一个日常工作，即定期向上级领导汇报在美国的中国学生运动领袖的消息。
《中国之春》由王炳章博士于1982年创办，是美国第一个反对北京政权的学生组织。它在组织美国的中国学生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在1987年春的中共中央第12届常委会上，邓小平亲口指责王炳章博士。邓指控王妄图“带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个就是邓在1986年底到1987年1月间发生的学运后所谈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译注)。
北京——很可能还有它在华盛顿的盟友——很焦虑。而且，中国本土上的学生也变得越来越激进。《中国之春》的平面印刷杂志那时是通过私带的方式进入到大陆的，这份杂志加剧了中国学生的激进程度，这也是中共官方在那以后一直这样说的。
冯发动围攻
在1989年1月8日，冯和他的15名支持者在《中国之春》执行委员内部发起攻势，将王和所有的组织创办者全部开除出去。冯，原本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此时立即进驻华盛顿特区，在克莱恩的一个两间房的办公室里面工作，办公室位于K大街。冯担任《中国之春》负责人后的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起指控王炳章贪污款项的大规模行动。王被迫建立一个新组织——中国民主党，但局面远不如从前，加上当时正处于天安门大屠杀前夕。1989年6月30日，北京时任市长陈希同，发表讲话，为天安门大屠杀做辩护。他在讲话中特别点名指控王博士和他的中国民主党“煽动学生”并“趁动乱之际直接插手”。
接管北京之春不久后，冯和他的同伴开始修正他们对中共政权发出的反对声音，使得批评变得非常温和。同时，雷·克莱恩创建了一个新的刊物，《中国及亚太通讯》，任命冯为编委会成员。通过那个编委会，冯交往了一系列现职的和已经退休的美国情报机构人员。
事实证明，克莱恩对冯的“投资”非常有用。在北京1989年6月的大屠杀事件发生不久，克莱恩随即拽着冯参加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又一个的记者招待会，以在会上“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也“解释”乔治·布什总统的行为，布什总统当时的行为导致整个社会斥责他为背叛了被屠杀的中国学生的胆小鬼，并激起国际社会的愤慨。
克莱恩与冯一起组建了一个新的组织，叫做“中国团结委员会”。这个新组织表面上宣称要作中国学生运动和美国情报人员之间的桥梁。虽然我们不知道冯以此身份与哪些人见面，但是克莱恩的亲密同僚，具有亚洲情治背景的前CIA局长威廉·柯尔比和前五角大楼情报机构长官理查德·斯蒂威尔将军必然包括其中。
由于有了这样的关系，《中国之春》发言人所采取的路线会变成那样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说什么北京学生“做得太过”以及“应该通过协商”等等之类的话。这其实是白宫的路线。而且就在发生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不久，冯开始指责林顿·拉鲁切(登载本文的杂志创办人——译注)以及《高级情治概览》(就是登载本文的杂志——译注)的“极端主义”，并扣之以“骗子”的大帽子。这，也是白宫的态度。柯莱恩自己也曾指责过林顿·拉鲁切是中国学生面前的“魔鬼”。
本文刊登于《高级情治概览》(EIR)1990年5月18日，第73页“国内栏目”
英文原文链接——
注：“王被迫建立一个新组织——中国民主党”，有可能叫中国自由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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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谁在保护北京的间谍
作者：约瑟夫·布鲁达
(英文原件)
Click here for Full Issue of EIR Volume17, Number21, May18,1990
Who’s protecting Beijing’s spies?
by Joseph Brewda
Evidence has emerged 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may be protecting mainland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on U.s. territory. According to recent revelations, a Chinese national who seized control of the China Spring group last year is a penetration ag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China Spring had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U.S.-based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 opposed to the Deng Xiaoping regime. Its policy changed dramatically after Feng Shengping-the alleged P.R.C. operative-took charge. Feng works out of the Washington office of former 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chief and CIA deputy director Ray Cline. Cline is a decades-long trusted operative for George Bush. This has led some to conclude that the P.R.C. intelligence coup involving Feng was approved by the White House.
Accusations against Feng center around a series of Minis- try of State Security internal documents which had reportedly been leaked to, or stolen by, opponents of the Beijing regime and smuggled out of the mainland. The documents, and sup- porting evidence, have been making the rounds of the Chi- nese student movement over recent weeks.
One document, dated April1989 and entitled”Summary of Progress,” deals with P.R.C.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rected against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s. The document details Feng Shengping’s role in”infiltrating” China Spring. It notes that a state-by-state takeover of the U.S. organization, made possible by Feng and what the min- istry refers to as his”task force,” was then in progress. It reports that actual opponents of the Deng regim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were being isolated. Other documents report on Feng and his associates’ role in regularly funneling informa- tion to their superiors relating to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lea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Spring was formed in1982 by Dr. Wang Bing- zhang, as the first U.S.-based student organization opposed to the Beijing regime. Its organizing among the Chinese student community in the U.S. proved to be quite successful. In the spring of1987, Deng Xiaoping himself denounced Dr. Wang in his speech before a plenary session of the12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n that speech, Deng accused Wang of trying to”lead China on the road to capitalism.”
Beijing-and possibly its allies in Washington-was worried. Meanwhile, students in China itself were also be- coming increasingly radicalized. China Spring literature smuggled onto the mainland became instrumental in that growing radicalization, a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since stated.
Feng launches a preemptive coupHowever, on Jan.8,1989, Feng and15 of his supportersran a coup withi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China Spring, and expelled Wang and all of the organization’s founders. Feng, who had been an obscure member bas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omptly moved to Washington, D.C. to work out of Cline’s two-room office on K Street. Feng’s first action as head of China Spring was to initiate civil action against Wang for allegedly pilfering funds. Wang was forced to establish a new organization,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in greatly reduced circumstances-and as the revolutionary ev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approached. On June30,1989, the mayor of Beijing, Chen Xitong, delivered a speech justi- fying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n which he specifi- cally denounced Dr. Wang and his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for”inciting students” and having had”a direct hand in the turmoil.”
Shortly after taking over China Spring, Feng and his associates began modifying their opposition to the P.R.C. regime to that of mild criticism. At the same time, Ray Cline formed a new publication, China and Pacific Rim Letter, and placed Feng on its editorial board. There, Feng joined a number of active and retired U.S. intelligence agents.
Cline’s”investment” in Feng proved to be handy. Imme- diately following the June1989 massacre in Beijing, Cline dragged Feng from one Washington press conference to an- other, in order to”explain” what had happened, and also to”explain” the behavior of President George Bush, whose cowardly betrayal of the massacred Chinese students was then provoking international outrage.
Cline then worked with Feng to form a new organization known as the China Solidarity Committee. The stated pur- pose of this new organization was to serve as a liaison be- tween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and the U.S. intelli- gence community. While it is unclear whom Feng is meeting with, Cline’s close associates with Asian intelligence back- grounds include former CIA director William Colby and for- mer Pentagon intelligence chief Gen. Richard Stilwell.
Given such connections, it is not surprising what the line adopted by China Spring spokesmen has become. The Beijing students”went too far” and”should have negotiat- ed,” they say. This is the White House line. It was also shortly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at Feng began denouncing Lyndon LaRouche and EIR for”extremism” and for being”crooks.” This is also a White House line. Cline, for his part, has taken to denouncing LaRouche before Chinese students as the”devil.”
EIR May18,1990©1990 EIR News Servic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strictly prohib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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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990年全美学自联关于中共特务渗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调查报告
小参考总第515期(1999.08.19)专门报道各种受中共查禁的言论和新闻
http://www.bignews.org/990819.txt
全美学自联关于中共特务渗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调查报告
90(4)1
报送：
全美学自联总部，理事会，监委会，救援委员会
中西部学自联常务理事会
全加学自联总部
全澳学自联总部
抄送：
中国民主阵线理事会，监委会
中国民联联委会，监委会
中国自由民主党联络委员会
香港全支联常务委员会
主席，付(副)主席，各委员：
现将我们调查到的有关中共派遣特工渗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部分情况，向学自联和各主要民运组织报告如下：
为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中共反动派历来敌视海外民运组织。国安部把对民运组织的渗透破坏，列为其海外特务工作的重点，以实现中共特务总管乔石“有计划派入，分步骤导控”的目标。
“八九”民运期间，中共暴政受到国内民主运动的巨大冲击，中共独裁者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但作为当时海外主要民运组织的中国民联，因遭到中共特务的严重破坏而分裂，陷于瘫痪，除发表几个声明外，无法在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四”以后，中共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震憾了全世界，绝大多数有良心的中国人从这次大屠杀中擦亮了眼睛，看清了中共反人民的本质，也唤醒了相当多的中共党员的良知，不少国安部的特工人员目睹邓李杨集团的法西斯暴行后痛心疾首，或自动停止活动，或倒戈起义，站到人民一边来。由于中共的法西斯面目的暴露，我们的国大陆下工作和国外反间谍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
但必须指出，少数死心塌地为中共效忠到底的特务，为了实现其罪恶目的仍在猖狂活动。令人痛心的是救援国内人士陈子明、王军涛的行动，由于特务密报连络暗号和行动路线致使二十多位杰出民运人士被捕，参加救援工作的同志几乎被一网打尽。中共头子得意地称：“这是近年来海内外配合得最漂亮的一仗”，并传令嘉奖得力特务分子。
我们在全美中国学生学者大会期间负责大会的联络、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因特务破坏了王军涛、陈子明等同志救援工作，全美学自联授权我组对中共特工混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展开深入的调查。我组根据掌握到的国安部的有关档案，在大量人证、物证、书面证据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多渠道的核实查证，现已查明：
房志远(丁楚)是出卖王军涛救援工作的罪魁之一，房志远和更早混进中国民联的中共国安部成员冯胜平(余丛)一起策划和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中国民联和破坏民主运动的活动。
丁楚真名房志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出国时遵照国安部的指示，护照上使用房西苑的名字。
丁楚在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就读时，曾与王军涛、胡平等参与自由选举，在中共秋后算帐的压力下，丁将北大自由选举的内情向中联部作了详细交待，得到中联部赏识，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广东省港澳办公室(原隶属中调局的特务机构)工作，备受重用。
一九八六年丁楚为出国留学，接受中共国安部潜入中国民联作特务工作的条件，履行了加入特务组织的手续，接受特工训练，专赴北京接受指示，于一九八六年底持F-1签证入美(按规定国家干部须持J-1签证，才准出国，国安部为使其特工人员长期潜伏美国，不受J-1回国两年的限制，八五年后，大多数特工持F-1赴美)。
丁出国后，即向国安部驻美头目杨长春报到，打入民联后，丁根据国安部的指示，参与策划分裂民联的活动，使民联陷于瘫痪。丁被任命为民联阵总干事和中国之春杂志的主编，一手掌握了民联的组织、财务和宣传大权，长期向中共提供情报，其中包括中春杂志投稿人的真名实姓、原稿复印件及民联组织情况和民联秘密成员登记表。在中共追捕王军涛、陈子明的行动中，丁楚钻进救援组织，骗取联络暗号和联系方法，通过国安部特务组织，定时向中共大使馆党组书记王维琪(国安部驻美特务头目)报告王、陈出走路线及有关线索，直接导致王、陈两人被捕和国大陆下救援组织的破坏，使民主运动蒙受无法弥补的损失。
另一渗入民联核心的中共特工冯胜平(余丛)，一九八二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余丛出国前正式加入中联部，并履行入党手续。余丛初进入美国时的任务是向美国政府渗透，民联成立后奉命打入民联，随时向中共提供民联及留学生的情报。他曾数度回国向中共情报部门联系，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国内发生大规模学潮，余受中共急召火速专程回国汇报留学生动态。
余丛曾配合中共在美的其他特务进行活动，国安部副处长级干部以国内某机构驻美代表赴美活动时，余丛曾配合他进行搜集情报。
余丛与丁楚一起，按照国安部的指示，积极策划和从事分裂民联的活动，余还极力向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渗透，最近余丛试图钻入美国国会筹办的中国民主与人权基金会做执行干事，由于特务身份暴露，被美方断然拒绝。
以上丁楚、余丛两人问题的每一细节都有充足的证据，在此仅公布部分材料。
(一)，我组通过国安部内线协助，查到房志远及冯胜平两人正式加入中共特务组织—国家安全部，其中有房志远和冯胜平的正式编号登记表格。
(二)，我组由国家安全部内线，查到房志远密报给国安部的中国之春杂志投稿人的有关书面资料(包括投稿人真实姓名和背景材料，以及投稿人的原稿考贝件)、民联组织活动的书面报告其中有民联秘密成员的名单和正式登记表格等绝密资料。
(三)，由国安部内线提供的机密文件，见简报1989(8)16号、该文件清楚显示国安部通过其特务进行分裂民联的罪恶活动，控制了民联的核心及内部动作，达到了中共特务机关对民联制订的“有计划派入，分步骤导控”的目标。
(四)，国安部内线X提供材料：丁楚(房志远)和余丛(冯胜平)，在美国的领导原是中共驻美大使馆的杨长春，后为王维琪。丁、余二人来美后，先后到杨处报到，杨是国安部的一个小头目，公开身分是教育处的党组书记，具体负责特务工作。丁向杨报到时，有人问杨：“他为什么要到使馆向你报到?”杨答：“天知，地知，我知，别人没有必要知道。”
(五)，国安部内线Z揭发：丁楚一直向国安部报告民联情况，他是经过一个中间人向上报的。而余丛常亲自跑到大使馆汇报。国安部对民联和中春的情况记录得很详细，每发生一件事，国安部立即知道，杨长春为此得意洋洋地说：“中国之春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皮底下。”
(六)，国安部内线K揭发：八九年四月间的一个晚上，余丛去使馆找杨长春汇报，因为时间太晚，杨留余在使馆过夜，教育处的一秘王祖荣与杨不合，就质问杨：“干吗叫一个民运分子在使馆过夜?”为此，王祖荣还向北京的上司打了小报告，说杨与民运分子勾搭。杨说：“冯胜平是中联部正式外派人员，王想陷害我。”事情闹到了韩叙大使那里，韩向王交了底，才把事情摆平了。
(七)，国安部内线D揭发：在一次教育处会议上，王祖荣发牢骚说：“丁楚、余丛有什么了不起，杨长春把他们当宝贝，就知道往上爬。”杨长春和王祖荣闹矛盾，知道丁楚、余丛真实身分的人就多了。
(八)，国安部内线H揭发：最近民联总部从纽约搬到华盛顿余丛办公室，是国安部的幕后主使，他们早就策划这件事了，因事先没有通知王祖荣，事后，王很不高兴，扬言：“我就是要不断地提余丛和丁楚，提他们的身分，他们也得归我管，看你安全部尊不尊重我。”
(九)，国安部内线L揭发：王军涛、陈子明被捕后，某说：“多亏了丁楚”。丁楚随时与王军涛联系，王军涛很相信丁楚。因此中共掌握王、陈的线索，一直等到最后一刻一下子抓了他们，也抓了港支联的策应人员，对中共来说，丁楚真是立了大功。事后国安部指示丁楚，有人问王、陈是怎么被捕的，你就说是王军涛的一位助手出卖的。(注：王军涛被捕后，丁向外面解释说，王军涛是被他的助手费远出卖的。)
(十)，国安部内线J揭发：八八年下半年，中共侨办主任廖晖来纽约，丁楚参加了廖晖的座谈会，丁故作姿态提了几个问题，说要与政府对话，有人为此大骂丁楚，国安部的头目脱口说：“这个人不要骂了，人家进去在里面作不容易。”
(十一)，国安部内线M揭发：“国安部要我监视某校的民联分子，告诉我几个人的名单，还把这几个人给中春投稿的拷贝件给我看了，这些拷贝件是丁楚提供的，有一个留学生参加民联才一个星期，他周围的同学都不知道，但国安部却知道了。”
(十二)，国安部内线A揭发：“民联开除王炳章之后，召开四大之前，我接到国安部指示，要在留学生中间多讲丁楚的好话，说丁楚这个的能干，观点温和，实际，目的是要使丁楚出任民联要职。
(十三)，国安部内线N揭发：中共国安部官员在内部介绍丁楚的情况时说：“丁楚有时动摇，但关键时刻还是能配合。安全部在民联内放了不少人，最起作用的要算丁楚，我们对民联的情况非常清楚，大部份靠丁楚。”
(十四)，民联秘密成员Y.J.揭发：一次，我的一个同学突然跑来问我：“你怎么参加中春了?领馆都知道了。”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参加了中春，他接着对我说：“昨晚我在一个中国同学家聊天，聊到民联和中春时，一个在座的同学讲，中共领馆对中春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这个学校的Y.J.就是中春的。他用Y.J.的笔名给中春投稿，领事馆都知道了。”我细想一下，中春内知道我的真名的，只有两三个人，而知道我的Y.J.笔名的，就只有丁楚一人，别无他人，因此我觉得丁楚有问题。
(十五)，中共高干子弟H.W.揭发：房志远(丁楚)1980年在北大参与学生兢选挺积极，事后听说有秋后算账，他很害怕，托人向中共求情，在一位高干子弟的安排下，中联部派人与房志远联系，那时房志远在北大读国际关系，业务归中调部和中联部管，中联部的人找房说：“你可以写个材料，详细说明北大选举的情况，再认识认识，我们可以帮你疏通。”房照办了，上面认为这份材料写得不错，有很多内情，上面很满意，房因此没有挨整，后来很受重用。
(十六)，民运人士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揭发：去年七月二十八日，丁楚对某某某讲，我已和王军涛联系上了，还派人送给王军涛两万美金。
丁又对某某某讲，我与王军涛、陈子明随时都有联系，我们经常通话。十月份，王军涛、陈子明被捕后，丁突然改口否认上述讲话。丁还对某某某讲，我们已查清，王军涛是王的助手费远(经改所副所长)出卖的。在另一场合，丁又讲王的被捕，是因为香港方面有问题，但香港方面的人说：“我们参加营救数十次，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一定有国安部特务卧底。”
(十七)，国安部内线Q揭发：去年七月，丁楚通过一个中间人，向大使馆的国安部负责人王维琪定时密报王军涛、陈子明等的逃亡路线。陈、王被捕后，上级透露：“捕王、陈是海内外配合最漂亮一仗，相关人员都立了功，房志远立了大功。”
(十八)，国安部内线K揭发：”冯胜平我很熟，我们前后脚来美，我们都属于中共情报系统外派较早的一批成员，我在西部，他在美东，他曾跟我说过：“我们干这种工作很够剌激。”听使馆的领导说过，冯胜平是个很能干的人，他原来的任务是，毕业后打入美国的政治圈。但不知后来他怎么跑到民运组织中去了。我们俩曾共同策划过一些事，如组织人员到以色列去秘密访问，就是我俩一起搞的。”
(十九)，国安部内线T揭发：“冯胜平当然是AGENT(间谍)，他和我同校同一专业毕业，比我高一年级。现在复旦国际关系专业归国安部管(以前是中调部和中联部管)，大部份复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生被送出国前，都要履行手续，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履行手续就可以出国的。
(二十)，留学生某某某揭发：“我来美之前，我母亲告诉我，冯胜平刚参加了中联部，为正式工作人员。并且入了党，那时，冯很骄傲地跑到我家，向我妈妈道别，他说要到美国去了，参加了中联部，并入了党，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事。”
(二十一)，中共官员S揭发：八六、八七两年，某某某以体改所驻美代表的身分来美活动，他赴美前曾被贾春旺(中共国安部长)召见，任命为国安部的副处长级干部，赴美从事活动。某某某说他每次去美国都是先住在冯胜平家里，他在美国的活动，很多是冯胜平帮助安排的，他俩合作在美国奥克拉荷马州TULSA市举办了一次吸引美国商人前往中国大陆投资的讨论会。
以上是我们已经查证的部分事实，因涉及保护当事人的原因，有些重要材料没有列入。
上述材料清楚证实中共特务渗入民联核心之后所起的严重破坏作用。我们必须认识中共是有长期特务统治经验的法西斯政党，我们与中共特务组织的斗争，是争民主反专制的一条重要战线。我们不可书生气十足，被中共特务的乔装打扮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被中共特工所散布的谬论所误导，把复杂的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发出第二批材料。揭发材料中的有关证人，必要时可向有关部门作证。)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情况简报
(1989)(8)10号
略：这个简报总结了国安人员邵华强反水事件，通报了国安人员道(导)控下“有效地引导了中国民联四大”，孤立王炳章，最终作出决议开除王炳章出民联的过程。
全美学自联安全工作组
王晾(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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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冯胜平先生意欲何为？
——答冯胜平《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徐文立
（2014年12月29日）
冯胜平先生一反“著名”的“三封万言书”，对习近平先生的“含情脉脉”；以编故事、造谣言的《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来向我徐文立“兴师问罪”。人们不禁要问冯胜平先生“意欲何为”？
冯胜平先生《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2009年11月26日初稿，2014年12月26日修改，2014年12月29日借他人之手发表；一篇文章整整准备了5年，才在现在公开发表。人们不禁要问冯胜平先生“意欲何为”？
我的确是在退休之后，却还是不断提醒朋友们：海内外民运中弥漫着“失败主义、取消主义、替代谋略、争当’国师’、准备被招安之五大邪风，甚嚣尘上。”希望大家保持高度警惕。
我的确是在接到国内学者钟国平先生《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华盛顿革命集团”——评冯胜平先生《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等三封信后，不断地将这三封信转发给各位朋友们。因为这三封信特别点出了冯胜平先生“顶层设计”是：“通过篡改美国历史而编造出来的’华盛顿革命集团’理论试图为‘取消民主运动’、‘归顺权势集团’、‘建立［党主立宪］的假民主宪政’等各种舆论造势,提供所需要的‘历史源头’及‘理论基础’。假以民运人士加美国学者身份、深谙民情的万言书尤其是加上一些‘故作尖锐状的时局批判’,极容易骗取读者信任,将其鼓吹的‘假民主宪政’和虚假历史当作真民主宪政和真实历史,引导读者主动放弃自由与民主的念头与行动。
冯胜平先生说’人民应该再给这个党一个机会’,如果你问‘凭什么’,那么这就是他的答案:——
你们既然崇拜美国的宪政民主,那么我以30年’美国历史专家和美国学者身份’告诉你们:美国的民主宪政是由‘华盛顿革命集团’通过结合‘普世价值’与美国‘特色’搞的‘党主立宪’而来的,所以你们应该归顺‘中共革命集团’,等他们结合‘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搞一场‘党主立宪’,之后中国就民主了,你们老实呆着,等到那一天就行。既然‘华盛顿革命集团’打天下坐天下到今天,那么,如果你们要学习美国,就意味着等待‘中共革命集团’,他们会听取和采纳我的‘谏言’而效法‘华盛顿革命集团’,你们等着就是了!
一段杜撰、捏造的美国宪政历史让人们等到的将是‘中共党主’的‘帝王梦’,其实就是‘假宪政梦’。”
这样一来，不但让冯胜平先生在民运朋友和民众中中失了起码的学术和政治信誉，恐怕也让习近平先生察觉到了冯胜平先生在“忽悠”他！
这样一来，就让人们明白了，为什么：“冯胜平先生一反著名的“三封万言书”，对习近平先生的“含情脉脉”；以编故事、造谣言的《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来向我徐文立“兴师问罪”了？
冯胜平先生《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2009年11月26日初稿，2014年12月26日修改，2014年12月29日借他人之手发表；一篇文章整整准备了5年，才在现在公开发表了。
冯胜平先生，还用我多说什么吗？
附《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华盛顿革命集团”——评冯胜平先生《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等三封信。冯胜平先生的致习近平先生的进言信，恐怕就不劳我再发表了吧？至于，世人皆知的冯胜平先生当年如何攻击诽谤王炳章先生的往事，也就不必由我来重提了吧？
朋友们再看看附件中的钟国平先生的评论，恐怕什么都明白了
三
馮勝平致習近平信是維護專制、編造美國歷史
作者∶鍾國平
（2016年10月14日）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61014/726926.html
——評馮勝平先生《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修正版）
鍾國平
（小注∶此文發表之後，承蒙一些專家批評，現做了一些小的修改重新發表，請諒！）
馮勝平先生在《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中主張「黨內民主，以法治國∶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他以美國實現民主化的「歷史」為藍本，試圖說明「從一黨為大的黨內民主出發」可以達成全社會的民主。
他的「美國藍本」說，當年美國就是以「華盛頓革命集團」為核心開始搞「黨主立憲」，從而發展到了今天。這位號稱三十年前到美國讀書時就通讀了《美國制憲會議筆記》巨著的「學者」馮勝平先生，以學者和專業人士的身份提出了「華盛頓革命集團」的說法，筆者搜遍所有的英文學術與非學術資料，沒有找到任何一個此種說法的學術出處，而文中對美國歷史的篡改與歪曲，更是隨處可見。筆者將之集中分析于以下五個要點中∶
一、馮先生說∶「美國建國初期，也是一黨——華盛頓革命集團——獨大，沒有與其它政治勢力分享政權┅┅沒有與被趕到英倫三島的保守派共同制憲，也沒有與國內自由派托馬斯·潘恩和亨利·帕特里克分享政權。（華盛頓的）朋友麥迪遜忠實地記錄了制憲會議的全過程。」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1774年，富蘭克林召集13個殖民地秘密組成大陸議會並召開第一屆會議，1775年的第二屆會議任命華盛頓為總司令，因為在所有議員中他最有作戰經驗，指揮過不超過1200人的軍隊。任命華盛頓更是出於政治上的妥協∶非常多的議員厭惡北方殖民地的那種反抗精神，而華盛頓是弗吉尼亞州的農場主，而且具有領導能力、作戰經驗，富有貴族精神，家境富裕。因此他的背景讓每個議員都覺得滿意。獨立戰爭勝利后，他解散部隊，辭去一切職務，回老家經營農場去了，直到1787年再次被選為弗吉尼亞州的費城會議代表。
費城會議代表都是各州指派的專業人士，原定70名代表，實際到會55名代表，平均年齡42歲。富蘭克林被尊為議長（「patriarch」）；華盛頓為會議主席，就是主持人，自己不參与發表意見；威廉·傑克遜被選為秘書長，做會議記錄，但他的筆記太簡略，而麥迪遜的筆記並非由代表們指定，但內容詳細，最終成為歷史文件留下來，與華盛頓無關。52名代表曾在殖民地政府或州政府任過職，一半以上是律師，75%曾經當過大陸議會或邦聯議會的議員，29名參加過獨立戰爭。這些人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戰，沒有任何人以華盛頓個人為中心形成過「華盛頓革命集團」！
美國史料記載∶傑出人物中有人未參加制憲會議，原因如下∶托馬斯·傑斐遜在法國任大使，他在給在英國任大使的約翰·亞當斯的信中表示對這次會議的支持；帕特里克·亨利（這才是此人的姓名的正確順序，大學者連人名都沒搞清楚）拒絕參加費城會議，他說他聞到了「專制」的味道；其他的如約翰·漢考克生病；另有未入選者是因為選民認為他們不適合和平時代的國家管理。馮先生提及的托馬斯·潘恩是1775年才移民到美國的，雖然寫的膾炙人口的小冊子《常識》銷量極大，1777年卻因密通法國而後遭到邦聯政府解職，1787年他已經去了倫敦，加入最終於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所有這些原因都與華盛頓無關！
二、馮先生說∶「美國的憲法是人制訂的。具體地說，是戰勝了英國殖民者的華盛頓革命集團制訂的，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也是由這一集團執行的。」
真實情況是∶費城制憲會議既不是華盛頓提出的，也不是他擔當實際領袖，更不是他參与意見的∶1786年5月，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平克尼在馬里蘭州的安納波利斯召開的安納波利斯會議上向邦聯議會請求召開修改邦聯條例的會議，得到6個州的強烈支持，通過了一項議案，呼籲所有州在1787年5月相聚于費城以討論如何在「大公約」下改善邦聯條例。這就是費城會議的來歷。所有代表都是由各州依照他們的法律推舉出來的，制憲會議上代表們尊富蘭克林而不是華盛頓為議長（「patriarch」），也就是說制憲是在富蘭克林領導下完成的，馮先生很誇張地說的「富蘭克林一錘定音」之類的酸倒一整排牙齒的話恰好印證了富蘭克林而不是華盛頓在會議中的領袖地位，也說明了沒有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在制定美國憲法！
史料記載，華盛頓沒有搞助選活動，也不因為當選總統而興奮，他的太太還因華盛頓的當選而不高興。但因為初任總統責任重大，他更是全國最富有的人之一（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當年的總統薪俸低，卸任后沒有收入，若沒有強大的財富做後盾，卸任后的生活質量會大受影響），加上他的威望高，所有州都投票給他。華盛頓是美國歷史上唯一全票當選的總統和唯一無黨派總統，約翰·亞當斯票數第二，為副總統，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被任命為財政部長，托馬斯·傑斐遜為國務卿，埃德蒙·蘭德夫為司法部長，這樣的內閣成員從能力和從資歷上看，哪一個不是最佳人選？哪一個與所謂的「華盛頓革命集團」有關係？哪個「其他政治勢力」，如果還存在的話，比這些人更加稱職？居然說沒與「托馬斯·潘恩」分享政權，請問馮先生知道他連大學都沒讀過，在英國是一個破產的小業主，於1774年底到的美國，1777年任外交部長期間，因與法國秘密談判的醜聞被揭露而於1779年被從邦聯議會開除的經歷嗎？還有帕特里克·亨利，他是律師也曾擔任弗吉尼亞州州長，但他是反對憲法的「反聯邦主義者」的代表人物。根據美國憲法，所有人就職必須宣誓捍衛憲法，馮學者認為他合適入職內閣嗎？還有什麽人，請拉個清單！
關於政黨問題。第一屆總統任期中，華盛頓就因為兩黨之爭感到頭疼，已經擬定了不再連任的告別信，但是考慮到正在與法國、西班牙等國進行領土方面的外交談判，以及國內形勢不穩定，各界仍然強烈要求華盛頓繼續擔任一屆總統，兩個對立黨派的創始人漢密爾頓和托馬斯這時居然也聯手要求華盛頓繼續擔任一屆總統，這樣華盛頓沒有發表這封告別信，勉強繼續擔任一屆總統。然而兩個黨派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華盛頓自己年事已高，對政黨之爭感到困頓，毅然決定必須辭任第三屆，讓其他人擔當此職。華盛頓修改了幾年前寫的告別信，于大選前兩個月在報紙上公布，很快轉載於全國100多家報紙和其他媒體。這樣華盛頓擔任了兩屆總統。
「華盛頓致美國人民的告別詞」已成為美國重要的歷史文件，至今每年華盛頓總統誕辰那天上午參議院都指定議員朗讀。在信中，華盛頓特意提到他反對政黨政治，他寫道，「我已經告訴過你們這個國家處於政黨之爭的危險中，尤其是以地區為界限來分黨立派的危險。現在讓我以更全面的角度，以最鄭重的態度告誡你們全面警惕黨派問題的惡劣影響。不幸的是，這種派性與我們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並紮根於人類思想里最強烈的慾望之中。它以各種（即隱性和非正式的——筆者）形式存在於所有政府中，但多少還能受到抑制、控制或約束，而在顯性的形式下（即公開的政黨形式——筆者），派性問題特別明顯且確實是政府最危險的敵人。」
三、馮先生說∶「美國第一次總統選舉，390萬人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有選舉權。沒有選舉權的人包括女人（50%），2/5的黑人（10%），不納稅的窮人和反對過革命的人（20%）。」
實際上，1787年舉行的聯邦制憲會議就把投票資格交由各州決定。選舉人口的確定在當時依據以下法律∶
根據從英國普通法演變而來的州法律，婦女婚後沒有財產，財產屬於丈夫。因此當時人們認為由丈夫代表全家投票是恰當的。
關於黑奴，南方代表要求算人頭以增加南方州的人口基數從而獲得較多議席；北方要求不算，因為黑奴是市場上購買的，屬於財產，應該徵收財產稅提高政府收入，而且算人頭會虛增人口基數，不公平。最後妥協為∶每個黑奴按3/5的人頭算人口，在憲法中屬於「所有其他人」。
投票權需要年滿21歲的男性公民，但參加叛亂或其它犯罪而被剝奪權利的人除外。
至今美國憲法仍不保證是公民就必然有投票權，投票權依然由各州法律決定。例如現在，多數在外國和海外屬地出生的美國公民、未在選舉機構登記的、緩刑期的、假釋的、在監獄服刑的以及被判重罪的美國公民，和18歲以下美國公民不能投票。
四、馮先生說∶「華盛頓革命集團完成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過渡，自我分裂成聯邦黨和反聯邦黨」。「這不是君主立憲，也不是民主立憲，而是典型的『黨主立憲』」。
這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當年邦聯議會授權代表們修改邦聯條例，由於整個會議對外保密，當會議結果是一部美國憲法而不是邦聯條例修改案的時候，整個公眾社會一片驚愕！於是社會立即分裂為贊成的和反對的兩大陣營，贊成者被稱為聯邦主義者，反對者稱為反聯邦主義者——不是「政黨」。反聯邦主義者擔心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會侵害他們的個人自由及權利。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伊三位費城會議代表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向公眾解釋憲法，消除反聯邦主義者的擔憂。這些文章被統稱為《聯邦主義者》文集。
根據美國史料記載，在第一屆政府產生以前，美國根本沒有政黨，不存在「黨主立憲」，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政黨——聯邦黨是在1791年成立的，由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發起，主要是銀行家與企業家，第二年，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組建了民主共和黨與之抗衡。雖然華盛頓總統同情聯邦黨，但是他始終在兩黨中間保持中立。也就是說，兩黨成立根本不是從任何一個黨分裂出來的。事實上從聯邦政府剛產生，內閣的兩位部長就對憲法理解發生了分歧。
五、馮先生說∶「美國國父們的傑出貢獻在於把權力制衡的原則（普世價值）和美國現實（美國特色）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國家機器。制憲會議代表要決定的第一個問題是總統的人數和權力，富蘭克林一錘定音；爭論的另一個焦點是議會的許可權，代表們終於在富蘭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達成共識。」
這完全是捏造。在200多年前的18世紀，全世界根本沒有普世價值這個概念，更不存在與美國特色結合的問題。
而且，制憲會議爭論的第一個問題是議會結構而不是總統的人數和權力。當時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平克尼拿出一個方案，沒有被採納，埃德蒙·蘭德夫代表弗吉尼亞州拿出麥迪遜的方案，該方案對人口眾多的大州有利，人口少的州反對此方案，於是新澤西州的威廉·彼得遜拿出一個替代方案，但是大州又反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也拿出一個方案，由於和英國太相像而被放棄，於是在弗吉尼亞與新澤西州方案之間產生了劇烈的爭論，導致會議處於停頓狀態。最後不是富蘭克林一錘定音而是康涅狄格州代表羅傑·謝爾曼提出合併兩個方案，國會由上院（二樓）與下院（一樓）組成，上院按每州兩名代表，下院按照每個州的人口比例。這就是著名的「謝爾曼大妥協」。隨著這一大妥協的達成，會議也較順利地就行政權問題達成了協議，為了避免一個機構獨掌權力（像英國議會那樣），美國憲法給予總統較大的權力∶包括官員任命（含法官）、否決法案，三軍統帥等。同時就商業也達成妥協∶所有涉稅法案只能由下院提出。
後記∶
通過篡改美國歷史而編造出來的 「華盛頓革命集團」理論試圖為「取消民主運動」、「歸順權勢集團」、「建立『黨主立憲』的假民主憲政」等各種輿論造勢，提供所需要的「歷史源頭」及「理論基礎」。假以民運人士加美國學者身份、深諳民情的萬言書尤其是加上一些「故作尖銳狀的時局批判」，極容易騙取讀者信任，將其鼓吹的「假民主憲政」和虛假歷史當作真民主憲政和真實歷史，引導讀者主動放棄自由與民主的念頭與行動。
馮勝平先生說「人民應該再給這個黨一個機會」，如果你問「憑什麽」，那麽這就是他的答案∶——
你們既然崇拜美國的憲政民主，那麽我以30年「美國歷史專家和美國學者身份」告訴你們∶美國的民主憲政是由「華盛頓革命集團」通過結合「普世價值」與美國「特色」搞的「黨主立憲」而來的，所以你們應該歸順「中共革命集團」，等他們結合「普世價值和中國特色」，搞一場「黨主立憲」，之後中國就民主了，你們老實呆著，等到那一天就行。既然「華盛頓革命集團」打天下坐天下到今天，那麽，如果你們要學習美國，就意味著等待「中共革命集團」，他們會聽取和採納我的「諫言」而效法「華盛頓革命集團」，你們等著就是了！
一段杜撰、捏造的美國憲政歷史讓人們等到的將是「中共黨主」的「帝王夢」，其實就是「假憲政夢」。
2014年8月27日最後定稿
（編者注∶作者為國內學者）
四
评“冯胜平致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二封信”
2014-08-11 来源：钟国平博客
http://www.wailaike.net/news-1145000-0.html
从整体内容上看，冯先生这封信完整叙述了中共主导下的“宪政民主”战略规划和宪政民主改革的路线图。在这封信中，冯劝谏习近平“主动开展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若将这两句话合在一起，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打起宪政的旗帜，贯彻执行（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 冯先生认为既然既得利益集团和自由派都不会支持习近平的“强国梦”，但都会支持习“搞宪政”，那么与其打压不如因势利导，用冯先生的话说“与其鞠躬谢幕，击鼓传花，把矛盾留给下一代，不如开创历史，推行宪政。”
冯先生所说的“宪政民主”是什么概念？虽然文章并未定义，但在信中已经提出来，1、“要实现宪政，当务之急是落实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也就是，“党可以在法之上，但它必须以法治国”，而不能“置自己规定的法律条文而不顾”。2、要实施民主就是从“党内民主选举”开始：“先在若干城市设立政治特区，做民主选举的模拟实验”，然后在即将退位的时候，“实行党内民主选举”。“在可控的情况下，由地方选出党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选出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选出总书记。”另外，他还用“历史事例”引述宪政改革成功的“宝典”—-可控性（也就是强权政治），就是：整个宪政改革必须由大权在握的铁腕人物主导，路径则是：“顶层设计，强制推行”。
总之，冯先生所倡导的“宪政民主”是以“强权铁腕”为前提的、由皇帝亲自领导的、党在法之上的“依法治国”和皇权交接过程中的“党内选举”。所依之法是中共自己的宪法，所指的民主是“党内民主”。皇权交接的具体步骤是：在“可控”情况下，以“党内民主”方式逐级选举“党的代表”、“中央委员”、最终选出“总书记”。换句话说，冯先生关注的并非宪政民主，而是关心在皇上稳坐龙椅十年之后，如何选择一位以“总书记”为名的非血亲的新帝，也就是十年后的新皇上接班的问题（看似特别有远见）！为了安抚大众，这种皇上接班策略以“宪政民主”的外衣出现，以避免既得利益者和自由派对皇上所提的“强国梦”的不满。
鉴于冯先生将皇帝的接班问题归为“宪政民主”问题，我希望澄清几个基本概念，以便读者真正认识宪政民主与皇帝接班之间的差别：
1、宪政民主是否能接受“党比法大”？冯先生强调中国目前“有宪法无宪政”，认为党比法大不是问题，有宪法却不遵守才是问题。然而，宪政民主的必然特征就是“人人平等、法律至上”，这个平等包括任何党派与任何个人的平等。若党大于法，那么社会就不是人人平等了，也就从定义上不属于宪政民主社会了。在美国，政府行政机构虽然为权力机构，而且通常为执政党指挥，加上非常有钱，但是在法律面前，它的地位与被它起诉的哪怕是一个非法移民的地位都是相同的。这是因为宪政民主社会不接受人人不平等，当然也更不接受“党比法大”，否则执政党将因为违宪而下台。2、什么是法制？在中国大陆，说简单和通俗一点，就是：“刀”下之治。冯先生所谈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法制而不是法治，其渊源最早来自古代法家思想：统治者先设定一个法律，他自己不受该法律的制约，但其他人都必须遵守该法律，然而在一个管理失控、腐败堕落的皇权专制体制下，原本为皇上不受法律制约的律条演变成整个权力阶层均不受法律制约的实际操作。于是历史上有强势官员在皇上的撑腰下，对朝廷进行整肃（改革），于是“改革”几乎成为“进步”的代名词，这就是冯先生所形容的“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但是以悲剧告终的“改革者”为多，例如商鞅变法以自己被五马分尸而处死。不过冯并未提及强权推行法制者多以失败告终的事实。
3、遵守法律是否等同于“法治”？冯先生描述 “中国人重情，美国人讲法；中国人办事托关系，美国人有事找律师”。冯先生认为这“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人治和法治。”但这不是人治与法治的差别，而是不同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的法律执行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法制”的问题。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是什么？法治是“法律为王，一切个人、党派、机构、权力拥有者，一律处于法律之下，任何个人和机构不得置于法律之上”。人治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王就是法律”！详细说，就是法律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也就是以“法制”为工具的“帝王高于一切（含法律）”的体制。所以，所谓遵守法律是法制的问题，不是法治的问题。
4、强权是通向民主宪政的必由之路吗？冯先生说“掌控权力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历史上凡成功改革，如俾斯麦、彼得大帝和蒋经国的改革，无一不是大权在握的铁腕人物”。从历史背景看，彼得大帝是18世纪的人物，那个时候即使非改革者也照样得强势，否则会被赶下台去性命难保，然而在那个时代，即使强权人物也照样有改革的失败者，如拿破仑；俾斯麦为19世纪的人物，虽然号称“铁血”首相，但是在他之上的国王才是真正拥有实权的国家元首，他晚年就因为与新国王不合而被迫辞职，结局虽然不像商鞅变法，但也是以改革失败而告终，而且他的改革并不与民主宪政有关。只有蒋经国的例子与民主宪政有关，然而蒋经国改革在1987年末，当时台湾处于国际孤立地位，且世界格局正发生巨大改变，从1980年起，许多国家开始走向民主化，根据Cheibub, Gandhi, and Vreeland （2010）的统计，二战刚结束时，民主国家有34个，1980年民主国家已上升到54个，并从此进入民主转型高峰，到1988年台湾民主化的时候，民主国家已经达到66个，而2008年民主国家已经达到118个。这就是蒋经国民主转型的国际背景。台湾利用民主化打破被大陆孤立，以解决台湾在国际上丧失合法地位的问题。也就是说，台湾的转型成功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蒋经国的强权，而是因为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综合条件促成的，他转型时已经要去世了，根本不存在强权问题。5、最后必须提到一点，关于作者谈到的顺民、刁民和暴民的“三民主义”问题，这是站在专制极权位置和立场上对人民的极大的侮辱和蔑视。事实上是，在历史的任何时候，人民都是人民，但人民的地位不同，例如在专制集权时代，人民实际上是一个让人民本身感到羞辱的词汇，然而在民主宪政时代，人民是一个让每个人感到骄傲的词汇，正如美国政府自称“我们人民”而不是“我们政府”。任何一个真正主张宪政民主的人都绝对不会以如此轻蔑的口吻称呼自己，这样称呼人民只能说明作者自己将自己置于“人民”这个阶层之外，或者说，将自己置于皇上的“谋士”或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然而请作者记住：在皇上心里，一切他治下的人，都是他的私有财产，不是人！
参考文献：
Cheibub, José Antonio; Gandhi, Jennifer and Vreeland, James Raymond. （2010）.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Revisited.” Public Choice, vol. 143, no. 2-1, pp. 67-101.
五
裸奔的冯胜平《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评冯胜平的“党主立宪”即“行中国《1982宪法》”
钟国平
冯胜平先生（下称“冯”）近日再次以“万言书”向习近平表忠心：“宪政之路”就是实行“六十条”（即习的三中全会《决定》）；“宪政就是严格按照《82宪法》治国”。这次冯非常直接，他说：中国的“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行的是中国‘1982宪法’。”不仅如此，冯还以最直白的方式攻击“民主”，他说，“民主不能结束专制；它往往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在古典政治学意义上，民主是最坏的一种政治制度。亞理士多德视民主为暴民政治，成为两千年西方政治学主流。”在光天化日之下冯又生造谎言了：首先，冯所说的“宪政”就是执行某一部宪法，但即使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宪政也没有如此简单。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根本没有说“民主是最坏的一种政治制度”！更何况我们凭借常识也能知道“民主就是暴民政治”的所谓理论根本不是西方政治学的主流，西方政治学主流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上的宪政民主，与暴民政治有着天壤之别。
2013年2月冯公开发表的第一封信与第二封信里，我们还能看到披着民主宪政外衣的假“宪政”和假“民主”，而这封信直接丢掉外衣裸奔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随笔者回顾一下这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冯主张《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这个时候虽然冯通过编造一个“华盛顿革命集团”来提出“党主立宪”的假宪政，他解释说中共可以“效仿”，即以习近平为核心，搞中共“党主立宪”，但他仍试图承认假宪政的目标是：“从一党为大的党内民主出发”，达成全社会的民主。冯的第二封信在字面上尚未将民主当作洪水猛兽加以否定和攻击。冯提议通过逐级选举“党的代表”、“中央委员”、最终选出“总书记”的方法搞所谓的“党内民主”，以求皇权交接过程的平稳性，使得红一代、红二代、……红世世代代维持江山。
那么，冯何以能够公开地攻击民主、推销假宪政的呢？
这次，冯又玩上了假学术。他说：亚里士多德的《政府论》谈到共和制异化后变成民主制，这是“多數人的专制（TYRANY OF THE MAJORITY）。”并举苏格拉底的例子说“民主就是暴民政治”。
然而，这一小段话就有六处之多的谎言陷阱：
1）《政府论》不是亚里士多德写的，而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写的，这篇文章倡导的就是主权在民的民主社会。文章说，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与人民订立的社会契约而不是神或家族的权威基础之上，政府若违反社会契约或不建立社会契约，人民就有权推翻它。该民主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
2）亚里士多德写的是《政治学》。真实的内容是：它将那个时代存在的政治制度分为三大类，这三大类中，运作成功的政治制度以位于今突尼斯的君主制、位于斯巴达的贵族制和位于雅典的宪政制为代表。与这些同类但已经被异化了的政治制度分别为：暴君制、寡头制与民主制。《政治学》第四卷指出：在运作不成功的制度中，民主制是对政治社会伤害最轻的一种”！亚里士多德提出：所有六种形式中，宪政制是最好的制度。他评价制度好坏的标准是：好的制度维护所有人的利益，而坏的制度仅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
3）冯再次通过移花接木推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叫“多數人的专制（TYRANY OF THE MAJORITY）”。其标准术语是“多数人暴政”，英文拼写为“Tyranny of the Majority”（冯再次拼写错误）。“多数人暴政”（或冯所说的“暴民政治”并非由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提出，而是由美国的约翰‧亚当斯（Adams, J. 1788）首次提出。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Tocqueville, A. d,1835）出版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引用了该术语，并被广泛接受；约翰‧斯图尔特‧米尔（Mill, J. S,1859）发表的《论自由》又引述了托克维尔的这个术语，使之真正流行起来。
4）苏格拉底的例子并不能印证“民主是暴民政治”。他的被处死尽管让后人遗憾，但是柏拉图在著名的作品《对话》中说，苏格拉底拒绝逃离监狱避免一死，因为他认为就算他被不公正地定罪与判刑，但作为一个公民，他要留在雅典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因审判与判决符合法律程序。
5）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其目标就是以法律为基础维护全体公民的权利与利益，如果不考虑所有人生而平等这个条件的话，这与亚里士多德谈所的六种制度中最好的“宪政制度”有相通性，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由“宪政制度”异化为“民主制”的时候，政治制度便成为维护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工具。这种制度即使号称“宪政”，它仍是约翰‧亚当斯所说的“多数人暴政”。
6）冯借助《政治学》中的民主制来否定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继而混淆“民主制度”与“多数人暴政”这两个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最好的制度“宪政制”有很大差别：亚里士多德认为宪政制只适合“有财产的男性自由人”。他在《政治学》中说，奴隶要么是天生的，要么由统治者（君主或议会等）按照法律剥夺自由而成为奴隶的，因此对他们要专横；对儿童要有权威；对妻子要说服与拉拢。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认为人一律生而平等，不分民族、种族、地位、性别、财富，而且任何人或政府都不可剥夺这种平等的权利。为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避免以假“宪政”为借口、以伪法律为工具打击少数人，现代民主社会建立了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宪政体系。
冯举出几个例子来攻击民主为多数人暴政，包括苏格拉底被处死、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希特勒的独裁与种族灭绝政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由于苏格拉底的案件已经分析，在此笔者分析其他几个例子如下：多数人暴政总是在表面上披着民主的外衣，故意让人混淆民主与多数人暴政的概念。实际上，多数人暴政所保护的“多数人”的权利，不是真正的多数人的权利，而是披上民主外衣的“以多数票为依据”的假多数，它实际上以法律甚至宪法的名义威胁少数人、剥夺体制外的人的平等权利。例如在信仰方面，权力机构以多数“票”为由，将马列主义、爱国主义确立为官方信仰，从而以“合法”的外衣排挤少数及打击体制外不服从的平民，指控他们为异端、邪教或反马列主义者、损害国家利益的卖国者，强行改造宗教教规、强拆教堂、甚至逮捕入狱。冯所谈的法国大革命是在民主制度下，因为议会的无能与低效而遭到毁坏，那以后发生了暴政与动荡；纳粹德国则是在民主制度被希特勒操纵而遭到毁坏后，转变成暴政的历史悲剧；中国文革是毛泽东为了保住皇位自毁法律造成的制度性失败，但在法律被毁之前，毛政权也不是民主政权，所以根本谈不上民主制度被毁坏的问题。总之，这些国家的悲剧都发生在没有民主制度或民主制度遭到毁坏的时候，因此并非民主体制本身的特征，而只能说明民主制度的重要。冯将多数人暴政定性为现代民主制度的特征加以攻击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下面分析现代民主制度如何针对多数人暴政的问题进行防范，以此说明多数人暴政并非现代民主制度的特征：首次对多数人暴政问题采取防范措施的历史事件是美国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制宪代表们就议会模式和结构问题发生异常剧烈的争论甚至使会议陷入多日停顿。这是因为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表决，那么人口多的州有可能损害到人口少的州的利益。然而如果按照每州票数相等的原则来投票，那么人口少的州就会压制人口多的州的意见。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方案都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最终代表们终于达成以下协议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1）给少数派以否决权（设置两个并行的议会，一个以人口做基数的众议院，一个按每州两票的参议院，任何法案若在任何一个议会遭否决，就不能成为法律）；2）将立法、司法及执法（行政）权力分开，使之相互独立，以防止滥权；3）赋予总统否决权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对法律的复核权及解释权；4）将权利法案以最高权威的内容写入宪法，禁止一切其他条文或法律与之冲突。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生过程。
再看冯如何在第三封信中推销他的假宪政：对于“宪政就是严格执行1982宪法”的这个观点，他不论述其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是直接跳到结论：实施“1982宪法”就是宪政。为什么省掉论证过程？因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或现实根据（他举的例子都是错误的），所以谁也无法论证。那么他怎样让读者相信他呢？就是再次利用闪耀着“学者”光环的派头，以“直言各种危机和社会弊病”的“胆量”，去分析“执行1982宪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强势反腐使得既得利益集团失去安全感，于是在贪婪与恐惧的双重刺激下，强烈希望有一部法律以能保证他们的安全，用冯的话说，这是实施1982宪法的“现实基础”。这封信不再提“人民应该再给党一个机会”了，不再需要看人民的力量和听人民的声音了，他甚至认为，“除了平等，国人对自由也有一种先天的恐惧”，说国人“三日无君而惶惶然”。这也就是说国人是实施宪政的障碍，换句话理解，那等于是说，只有既得利益集团才是实施1982宪法的关键的支持力量，而且他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对习近平实施宪政的支持才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可行性分析，无论是否成立，都不能替代论述“为什么实施1982年宪法就是宪政”，更不能以此论证“实施1982宪法就等于是实施宪政”这样一个伪命题。他之所以用偷梁换柱的方法顾左右而言他，回避论述他自己提出的命题，是因为，无论从公共知识还是专业知识角度看，他对宪政的定义与内涵的解释都违背了“宪政”的真实定义与内涵，他说的宪法根本不是宪法，而是伪宪法，他说的宪政根本不是宪政，而是“暴君专政”。然而从客观效果来看，他貌似在利用歪曲和生造的方法使读者接受他说的内容，误认为他的论述不是谎言而是来自于公共知识和专业知识。
除上述问题外，笔者还要澄清冯关于“英国三百年前”的那场历史事件的错误叙述。冯说“通过宪政，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冯指的显然是1688年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然而所引述的这段历史却是篡改虚构故事套用到他解释的中国现状之上，与真实历史事实完全不符：这场革命起因于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他因信仰罗马天主教而严酷迫害清教徒，并颁布信仰自由的法令要求英国议会废除因为信仰而拒绝罗马天主教信徒担任政府公职的法令，同时国王还亲法国并损害了英国在贸易中的利益，这些引起贵族们不满，此时，清教徒玛丽二世的王储地位因为詹姆斯二世得子而化为泡影，于是贵族们请玛丽二世与他的荷兰丈夫威廉三世国王回英国统治，最后政变成功，詹姆斯二世终身流亡法国。1689年，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签署了议会拟定的“权利法案”，联合登基成为英国的新国君，英国从此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在这段历史中，放弃权力换取安全的是英国王室而不是英国贵族，英国君主从此失去绝对权力，议会从此掌握英国政权。
限于篇幅，笔者最后简单解释作为公共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宪政”的概念，以便读者根据真正的宪政知识自行判断“行1982中国宪法”是否是宪政，以及中国现政权是否具备合法性：
谈到宪法，就必须提到前面所说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这是一篇关于社会契约的理论。洛克明确反对君权神授，主张生命、自由、财产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强者可以自由地侵犯弱者，如劫掠，强奸，谋杀等，因此，人们需要选出一个社会管理的代理机构，这就是政府，社会中的自然人就是公民。政府的使命是保护每个个人的权利、并使其他人的同等权利得到尊重。然而政府只有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权才是合法。如此，宪法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订立的社会契约。由于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因此，对于法律或政治结构中出现的失误，公民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手段，甚至暴力来改变它。这个社会契约理论极大地鼓励了美国及法国的大革命，同时为英国的光荣革命做了强有力的辩护。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及公民政治权利宣言》都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以维护每个公民自由与权利为目地的宪法的国家，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和各种其他法律制度，就是宪政。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与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宪政是完全不同的。而这种宪政与冯描述的“严格执行1982中国宪法”就相距更远了。正如冯在他的信中所说，1982宪法，不仅有四个坚持这样的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最高条款或基础条款，而且他直言：“在‘82宪法’中，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军队国家化，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因此，冯以“执行82宪法可以使得中共政权很安全”为理由“力荐”习政权执行“82宪法”，他说“学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国学不起。一定要学，只能是天下大乱”。也就是说，他谈的宪政不是宪政，而是保证政府不倒台的统治中国人民的策略。他还振振有词地说“美国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因此中国也不必照搬美国”，以此来支持他自己所说的“党主立宪”。
写到此，相信读者能够自己判断：中国政府有没有与公民订立过约翰‧洛克所描述的社会契约？65年来中共所执掌的权力可曾得到过以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的公民授权？中共政权可曾维护过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在此笔者想对冯先生说：如果您建议不要搞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因为害怕和担心中共失去政权的话，您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来，何必以攻击民主的方式来为“专制极权统治”披上宪政的外衣？何必枉言“国人对自由与平等有着先天的恐惧”？何必为了维护中共专制极权统治而说“中国不能学习美国的三权分立”？
最后作为总结，笔者要告诉冯“学者”：中国人不需要一个虚假的“党主立宪”，而需要一个您从来不会提起的“公民立宪”。您说美国是所谓的“华盛顿革命集团”制定的宪法，那么，笔者凭借真正的而不是假冒的专业知识告诉您：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公民立宪”建立政权的国家！中国也会如此，这是历史的发展趋势，它或许来得很迟，但是一定能够到来，由不得为了维持政权而不择手段的您或中共来阻挡。
参考文献：
Adams, John (1788). A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3 (London: 1788), p. 291
Mill, John Stuart (1859). On Liberty (2 ed.). John W.Parker & Son., (London:1859), p6
Tocqueville, Alexis de (1835).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Democracy in America, English translation printed at New York, 1838.), Vol. 1, Saunders and Otley, (London:1835)
六
用篡改美国历史来合法化毛泽东（反）革命集团的专政
——回《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华盛顿革命集团”吗？》
钟国平
惊愕于王希哲先生（下称“王”）的这篇文章，表面上看用一个又一个的有力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