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4 3 月, 2024

刘贤斌:我很不愿意看到有些朋友对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责(【民主中国首发】10/2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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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贤斌:民主党人印象(之四)

1998年6月,在浙江组党之前,浙江朋友希望各地民运力量能够与他们一道去冲击和突破党禁,但我们四川与徐文立、秦永敏交换意见后,一致决定不同意,并对浙江的朋友们进行了劝告。后来,浙江的朋友们还是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到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从而拉开了组党运动的序幕。不久,浙江当局抓捕了王有才等十几个民主党人,徐文立和秦永敏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也许在这种压力之下,浙江当局被迫陆续释放了被关押的人员,甚至王有才也在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得以释放。

王有才获释后,山东的XXX、XXX又到民政厅申请注册,这样组党运动就开始朝全国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徐文立、秦永敏果断改变态度,决定介入组党运动,并分别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和“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的名义申请注册,从而将组党运动推向了高潮。后来有人对徐、秦二人迅速转变态度的行为表示不理解,认为二人有投机之嫌,并指责他们成立“党部”的举措太激进,直接导致了当局后来对组党运动的严厉镇压。在这里我要替他们说句公道话,我认为,在当局的眼里,“筹委会”和“党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当局专制统治的挑战,组党运动会不会被镇压主要取决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并不取决于我们是以温和的“筹委会”的名义还是以比较激进的“党部”的名义去申请。而且对于徐、秦二人改变态度介入组党运动这件事我也能理解,我认为,在当时国内民运界,胆识、才干、经验和影响力能超过徐、秦二人的并不多,如果组党运动真的能够极大地推动国内民运的发展,真的能够启动中国的民主变革进程,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有责任来领导这场运动。前不久我看了徐文立的一篇回忆文章,他说在“八九”民运中,他在监狱里看见年轻的学生不懂政治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他对此感到特别着急。我由此想到,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担当的民运领袖,如果组党运动真的是一次中国民主变革的历史性的机遇,他肯定会勇敢地承担起运动的领导责任,即使是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也会坦然面对一切后果。所以我很不愿意看到有些朋友对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责,我认为至少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个人品行。在我看来,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投机行为,而是历史关头的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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