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日已故王建軍先生秘密執筆
（2000年1月1日）
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2010年4月10日再發表，2016年11月1日重發
序言
【民主化的政治體制】
【自由化的市場經濟】
【多元化的意識形態】
一、人權問題
二、穩定問題
三、“六四”問題
四、反腐敗和社會公正問題
五、農民問題
六、自由工會問題
七、“法治國家”問題
八、教育問題
九、生態問題
十、軍隊問題
十一、民族問題
十二、台灣問題和“一國兩制”
十三、外交戰略問題
十四、民主的步驟問題
序言
今天，是人類文明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一天。它不僅是一年之始、世紀之始，而且是新的千年之始。中國民主黨人有幸躬逢此時，站在新世紀、新千禧年的起點上，撫今追昔，對我們的歷史、時代、責任、使命，作一番宏觀、透徹的審視，藉以在重大問題上表明我們的立場和態度，以更清醒的意識、更堅定的決心繼承過去、開闢未來。
人類有文字以來的文明史大體經歷過兩種基本形態：一種是從三、五千年前開始的，以集權政治、自然或統治經濟、意識形態一元化、政教合一或準政教合一為基本特徵的農牧業文明；另一種是始於希臘，一度中斷，五百年前又接續上的，以民主政治、市場或自由經濟、意識形態多元化、政教分離為基本特徵的工商業文明。
在農(牧)業文明階段，中國曾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並創造了人類最燦爛的文化和最先進的制度。
工（商）業文明興起於農（牧）業文明的基礎之上。“文藝復興”以來，她以巨大的優勢迅速擴張、征服世界，覆蓋了農牧業文明的大部分地區。明末清初，兩種文明開始接觸；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兩種文明在中國展開了全面的摩擦、撞擊、衝突，古老中國屢戰屢敗。面對著先進文明的“堅船利炮”，中華民族有識之士的最初回應是“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甲午一戰慘敗，洋務救國的企圖破滅，要變祖宗之法和典章制度的維新派興起；戊戌變法失敗後，主張徹底變革的革命派登台，並以辛亥革命的成功第一次與先進文明和制度接軌，第一個在亞洲建立起民主共和國。雖有後來張勛復辟、袁世凱稱帝、北洋軍閥賣國專權的倒退，但隨著“五四”運動和“北伐戰爭”的勝利，中國向先進文明推進的步伐並未停止，並於30年代前後出現了初步繁榮。然而，日本的侵華戰爭打斷了這一向現代文明過渡的良好勢頭。
共產主義的興起是對早期工業文明弊病的不滿和批判。中國共產黨的崛起是對中國文明轉型的一種批判的回應，它號召農民“鬥地主，分田地”，號召工人“剝奪資本家”，號召市民和知識分子“爭取新民主”，在進入20世紀下半葉之時，擊敗了訓政統治向憲政統治艱難過渡的國民黨政權，迅速征服中國，它的“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的政策宣言，曾經為中國進入新文明帶來過短暫的希望。然而，從“農業集體化”到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反右鬥爭”到“文化大革命”(這一系列旨在由黨的官僚來壟斷社會經濟資源和消滅構成當代民主社會基礎的市民階級的“社會運動”，使極權主義和“社會主義”得到了理想的統一)，中華民族以極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卻是離新文明和民主社會越來越遠的現實，以及向舊文明和集權社會的一次空前規模的回歸。
但是，中國人民在逐漸覺醒了。矇昧中國人民到了極度的“文化大革命”終於走向了它的反面。以1974年震撼全國的《民主與法制》大字報大辯論，1976年驚天動地的“四五”運動為標誌的民眾反抗，開始阻止了這一歷史的大倒退，並開啟了20世紀後四分之一世紀改革的閘門。鄧小平先生順應這一歷史潮流，力排眾議，開動了中國最初的改革並影響和帶動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各國的改革；並於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後，艱難地一步步放棄了統制計劃經濟，開始接納市場經濟，在經濟上與國際社會和工業文明接軌，終於迎來了中國20世紀最後十年的快速發展。
100年前，以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拉開的世紀帷幕，以中國共產黨的建政50年大慶、天安門閲兵和世紀末的港、澳回歸，中國加入世貿為這動盪、艱辛的百年劃上了句號。
這100年來，中國的經濟和國力已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政治民主這一步，一個世紀了，特別是近五十年還是沒有邁開。這一步不邁開，中國就不能進入現代文明。只要中國仍沉溺於集權政治和準政教合一的一元化意識形態，中國就不可能跟上世界的潮流，沒資格融入世界主流社會，最終仍將落後於人類歷史的發展。
20世紀末，當世界先進國家已進入後工業社會，高於工業文明的以知識、信息為基礎的更新的文明形態已露端倪之時，中國何去何從，這是所有關心中華民族命運的人們所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也是站在千年世紀和歷史轉折點上的中國民主黨人必須回答的緊迫問題。
【民主化的政治體制】
我們認為，中國在21世紀所面臨的緊迫的政治民主和深刻的社會轉型不外兩種途徑：一種是主動的、自覺的、理性的、平穩的、不流血的轉型。即中共隨著經濟的與世界接軌，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在思想觀念和政策上作深刻調整，逐漸向社會民主黨、工黨、、自由黨的方向轉變；政治上逐漸放開黨禁，容忍反對黨的合法存在，擴大選舉，分階段穩步發展，直到實現真正的自由選舉和直選國家最高領導人；在意識形態上逐漸放開言禁、報禁，容忍真正的新聞、言論和思想自由；儘早動員人民討論憲法，在適當的時候修憲，體制上分權，建立真正分權制衡的憲政民主，最終完成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在這方面，台灣已經為大陸和全世界作出了很好的示範。
另一種途徑則是被動的、不自覺的、非理性的、激烈的、有流血衝突的轉型，即政治上只搞機構修補不搞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堅持一黨專政，固守過時的“四項基本原則”，打壓所有的反對派和異己力量，不搞自由選舉“還政於民“；意識形態上繼續嚴格控制輿論，封殺不同的聲音，人為阻隔上下溝通，使社會矛盾日益積累，重大問題的解決日益宕延，直到一觸即潰，以大規模的街頭暴力和流血的形式完成轉型，這樣的例子古今中外俯拾即是，這是每一個有理智、有責任心的中國人都不願看到的。
但是不幸，從中國共產黨目前的政策、計劃和言論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主動選擇走平穩、理性轉型途徑的跡象，相反，被動地沿非理性的途徑轉型的危機卻日益增加。
中國民主黨正是為實現中國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和中國的民主化才應運而生的。中國民主黨人的使命之一就是全力推進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使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嶄新的民主制度在中國大地上深深紮根。如果說孫中山先生當年尋求救國之道提出”知難行易”的重要認識論命題時，他面對的只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幾個民主國家的話，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已是“知易行難”，因當今世界的民主國家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民主理論也有了豐厚的積累。不僅有國外200-300年來英、法思想家和美國立國先賢的理論和實踐，而且有中國自康、梁，孫（中山）、章（太炎），胡（適）、儲（安平）以來幾代人對民主的大力宣揚和倡導，以及20世紀下半葉集權專制帶給中國的慘痛教訓，中國有民主理念的先進分子的思想認識和大目標應該是一致的，贊成什麼，反對什麼，在大節上也是容易達成共識的。至於中國民主的建構是採取英美模式還是德日模式；總統制還是內閣制；模仿一國還是取各國之長綜合創新；實現民主採取何種途徑、步驟、手段、方略等則都是可以討論和在實踐中調節、探索的。
總之，民主理念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英才出，要領風騷正當年，或者借西方的話說“最簡潔的答案就是實幹。” (“The shortest answer is doing”)
【自由化的市場經濟】
民主政治有賴於公民的權利意識；權利意識的確立源於對私有財產的捍衛意願；而私有財產只能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才能生根。
經過10年的改革，“六四”以後，中共在鄧小平的推動下，終於承認了市場，默認了在安排一個社會的經濟生活時市場經濟優於黨官僚壟斷的“計劃經濟”。經過20年的艱苦努力，在20世紀末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上中共終於被迫接受了在中小企業私有化的改革方向，但仍不願放棄在國有（實為黨有）大企業上的統治地位，延續著以權力壟斷市場。
馬克思主義曾經認為：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是必然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社會主義勝利的基本矛盾之一。但如今盛行於世界的跨國公司和大公司的“併購”浪潮不但沒使資本主義私有制滅亡，反倒使其蓬勃發展，說明生產的社會化和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是可以有辦法調節，而且很好地調節的。同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很大篇幅描述的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殘酷剝削女工、大規模使用童工的那種私有制早已被世界所唾棄，而隨著北京“六四”的槍聲和柏林牆的倒塌，史達林、毛澤東式的國有制（它的理論表述是“公有制”，實為黨控制下的、勞動者處於無權地位的壟斷制）也已失敗。如從歷史的邏輯來看，私有制是正題，“公有制”是反題的話，介於二者之間的群有制應該是合題。但群體所有至少有兩種形態：一種是經過減政放權、減稅讓利、利改稅、承包制到股份制的中共力保的群體公有制；一種是大型企業的群體私有。那種不真正解決產權問題的承包、租賃和不真正改制就出售或包裝上市的股份制必然擺脫不了黨企不分、政企不分、效益低下的痼疾，這種群體公有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終將被市場經濟所淘汰。相反，世界通行的法人持股和個人持股的有“人民資本主義”之稱的真正的股份制倒是群體私有的一種重要形式。
我們認為，中小企業私有化，大型企業私有或群體私有才是適應市場經濟的較好的所有制形式和國企改革的方向。
我們並非天生厚愛私有制，鄙薄“公有制”，只是因為假公實私的執政黨的“壟斷制”，它的不公正、不公平必然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和生產管理的低效。
“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民主制與“公有制”不相容。“公有”必然導致集權，這是鐵的事實。在“公有制”沉重的花綱條石上只能壘積起集權專制的金字塔，決不可能栽種、收穫自由民主的果實和莊稼。
歷史證明，“公有制”，只是一種烏托邦的經濟理論，只有私有制才能實現真正的民有；只有真正的民有才能極大地解放生產力，激發起每個生產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20世紀下半葉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從經濟上說就是“公有制”的驚人浪費（人、財、物、時間、資源）和長期低效。
同樣還是這些人，這片土地，20世紀後20年的經濟起飛和中共的經濟改革基本上是沿著一步步遠離“公有”靠攏私有的路子羞答答地走下來的，既然如此，何不大膽地往前走？！
我們認為，只有建築在個人擁有選擇的機會、個人的權利能夠得到保障、民間的首創精神得到鼓勵和發揚基礎上的私有化，才能使中國的經濟健康發展，才能使中國的民主真正走上不歸之路。
在這世紀的最後幾天，中國與美國終於達成並簽署了世貿準入協定。我們民主黨人歡呼這個協定。它將是中國一百年來，最終溶入世界現代文明主流的最重大的歷史里程碑！
【多元化的意識形態】
文明的主軸是由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的相互協調、匹配構成的，文明的轉型只有這穩定三角的三元聯動才能成功，其中，哪一種結構變革的超前或滯後都是暫時的，最終會影響其他結構的進退和文明的走向。所以，只有經濟和政治變革，意識形態不變是不可能的。中國不放棄一元化的意識形態就不可能進入現代文明，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國的文化也不可能有大突破、大發展。只有多元化的意識形態才能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事業提供最大的精神平台，最廣闊的創造空間和最寬容的價值尺度；固守一元化的意識形態只能使自己落伍、矮化、萎縮。君不見，20世紀下半葉以後，中國當年的文化巨人們幾乎都創造力減退，平庸化、侏儒化、僕役化了，甚至有不少變得卑賤、猥瑣、晚節不保。
文革剛結束時，郭沫若、茅盾一類的文人曾呼籲中國要出大文豪，中國社科院領導和中國最著名的官方哲學家曾多次呼籲中國要出大學者和中國學派，中國文學界和科學界長期瀰漫著殷切的“諾貝爾獎情結”，這一類強烈的主觀願望與中國的專家、學者、教授日增，思想文化界的創造力卻日減，國家科技一等獎長期空缺的嚴峻客觀現實形成鮮明的對照。
這是中國人種退化了呢？還是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有問題？如果說人種退化，為什麼還有“牆裡開花牆外香”，“國內一條蟲國外一條龍”，諾貝爾獎都讓大陸以外的華人得走的普遍現象？
除了國內外科技條件的差距外，中國嚴酷的意識形態環境和嚴密的思想、言論控制是問題的癥結。現在，面對世界蓬勃發展的科技潮流，中共領導開始大力提倡科技創新：“創新精神”和“創新工程”。殊不知，任何科技創新都是需要人文學科的發展來烘托、匹配的，人文環境跟不上，科技創新能力的發揮就有限；意識形態上的控制不放鬆，人文環境就不可能寬鬆。“文革”中八個樣板戲的時代且不說，到如今，中宣部還動不動就查封、整頓思想活躍的報紙、雜誌、出版社，動不動就查禁官方不喜歡的影視和文化作品，如此蠻橫的文化專制主義和偏狹的意識形態成見怎麼可能打開中國人的思維和創造空間呢？不變革中國的政治和人文環境，高喊創新和趕超，只能是一相情願、事倍功半。
我們已經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方面闡明了我們的立場，我們還將就以下諸問題表明我們的態度：
一、人權問題
過去跟共產黨討論人權很危險，現在跟共產黨討論人權也有危險而且很累。因為人權的精神基礎是人性論；人權的物質基礎是個人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共產黨是以批判人性論和剝奪私有財產起家的，中共始終是以階級論和階級鬥爭，階級專政來否定和壓制人性論的，直到1983年“反精神污染”時，中共的最高理論當局還是帶頭大批人性論、人道主義和異化。
不講人性，只講階級性，怎麼可能承認人權的普遍性？
中共真正開始正視和公開討論人權問題是在“六四”以後。20世紀90年代初面對國內譴責和國際制裁，中共才不得不談論人權問題，但至今仍是以生存、發展權來對抗政治上的人權，這種作法實際上是把自己降到很原始的水平，因古今中外再落後的國家，再殘暴的統治者也沒有誰敢公開反對給臣民以生存權的，而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先進國家是不維護政治人權的。
按現代國際法的觀點，國家建立的目的本身，就是維護其國民的人權。二百年前，美國的民主先賢曾經宣言說：“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是損害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中國民主黨人認為中國人民應該擁有這樣的真正主人翁的權利意識。
中共政府在本世紀的最後兩三年裡，簽署了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我們要求全國人大儘快批准這兩個公約。民主黨作為反對黨將把監督共產黨認真履行這兩個公約，恪守國際信譽，恪盡國際義務肩為自己的職責。
二、穩定問題
舉國上下都期盼穩定，人們早就厭惡了由執政黨和政府操縱的那種政治運動和“繼續革命”的理論。
但穩定有兩種：一種是政治高壓和恐怖氛圍下的靜態的、表面的穩定，如果不正視和積極解決過渡、轉型期的各種社會矛盾，使其越積越多，如“地火運行“，遲早有巨大動盪的時候。這種表面、暫時的穩定實際上潛藏著巨大的不穩定；另一種是動態的，在表面爭議、摩擦、衝突、鬥爭中奮力前行的平衡與穩定，是使社會矛盾在公開的爭論、較量、談判、妥協中化解、消弭，達到社會的有活力的穩定。
我們反對以“穩定壓倒一切”為藉口，阻撓變革，打壓反對派和不同意見人士的任何企圖。因為對轉型期的社會採取這種僵化、保守的態度只會積累矛盾、混亂和無序。人類歷史和現代非線性科學都證明：“無序是有序之母”，舊系統進化到後期必然產生無序、混亂和振盪，並從中催生出新的、更“高階”的穩定秩序。
三、“六四”問題
1989年的“六四”事件絶不只是偶發的由青年學生的幼稚、魯莽、缺乏政治鬥爭技巧所導致的“風波”或“動亂”。從中國近現代史上看，它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不屈不撓地反專制、反官僚、反腐敗，追求社會正義、追求政治民主的鬥爭的繼續。從中共當政的歷史來看，它是“四五運動”、民主牆、86、87學潮等在共產黨統治下爭取民主運動的直接繼續。它雖然是以胡耀邦逝世這一偶發事件為導火索，但它在學生和市民中積累的強烈不滿卻是自86、87學潮被鎮壓；胡耀邦被迫下台；一批著名黨內知識分子被開除；高通漲和“物價闖關”失敗帶來的金融危機和搶購風潮；經濟上“治理整頓”出台造成的改革剎車；中共黨內頑固保守勢力抬頭；政治領導人年邁專權；中國面臨著前進與倒退、改革與保守的矛盾激化到必將攤牌等一系列因素為前導的。
在這一大背景下，知識分子多次聯名呼籲要求人權和民主，釋放政治犯；學生強烈反“官倒”，要求與政府對話，推進改革，而中共當時仍以階級鬥爭思維分析和看待人民的這一切正當要求，採取了一步步的錯誤作法，最終釀成了歷史上空前絶後的天安門流血慘案。
從這一事件中人民和當權者都可以吸取無數經驗教訓，但中國的學生和市民驚天動地、英勇頑強的獻身精神和他們對推動戰後世界戰略格局大變化大進步所作的貢獻，是任何有良知、有歷史眼光的人都不會抹殺的；
“六四”的英靈將永垂中國史冊；它的鎮壓者和詆毀者將永遠伴隨著恥辱！
中共當局必須展開對血案的正式調查，法律追究和起訴重大責任者。必須撫卹死難者家屬。必須對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個正當的交待。
四、反腐敗和社會公正問題
中國的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反腐敗己永遠是無力的，甚至虛偽的。
20世紀的最後一年，為瞭解決嚴重的通貨緊縮，刺激消費，拉動經濟，中國政府決定用540億元在全國範圍內普遍調高工資30％，並要求在“50年大慶“之前必須把錢發到個人手中，這本是一項善舉，但考慮到每年政府官員用於吃、喝、開會旅遊的錢就有1000多億；這年1－6月份國家審計署查出的各部門違紀金額就有1170多億；各類官員大小貪污、瀆職、揮霍的金額不知有幾千億；由腐敗造成的大型投資項目的“豆腐渣工程”、“鬍子工程”、“爛尾工程”不知損失幾千億；國有資產一年流失又不知幾千億。如果把這些漏洞堵住，把這些錢用於救助下崗工人和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他們的狀況該會是什麼樣？用於發展科學教育，中國又該是什麼樣？別忘了，十年來，全國人民節衣縮食，用於救助失學兒童的“希望工程”捐款總共不過17億，抓幾個大貪污犯就可以解決的，何勞上至國家最高領導下至平民百姓如此契而不捨、興師動眾。這類問題，在民主制下未必能即刻解決，但沒有民主則絶不可能徹底改觀。
五、農民問題
農民問題是中國的最大問題之一。從整體上看、從人口結構和國民素質上看，中國還是個農業國，從文明結構上看，中國的經濟和意識形態剛走出農業文明踏進工業文明的門檻。中國的政治結構和官僚體制，尤其是地方上的，很大程度還停留在農業文明，甚至中世紀。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過是對這種國情用馬列主義語言系統的扭曲表述和闡釋。
中國到20世紀80年代之前還有80％的農民。到20世紀末還有70％左右的人口是農民。
中國的農民是中國社會最底層、最弱勢、最受欺壓、最無權力的群體，在20世紀末戶口制解凍之前，他們被緊緊束縛在家鄉的土地上，連外出都要報告和批准；他們的最大夢想就是能進城、吃“商品糧”；改革開放的20年間，他們的一部分可以湧進城市，但大多也是干最粗重、低下的，城裡人不願幹的工作；他們經濟上最貧窮，政治上沒有代言人；中國的兩億文盲大部分集中在農村；他們是最質樸、最善良、最溫順、最容易統治的國民；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他們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餓死幾千萬人他們都不吭一聲；直到20世紀末他們還曾經是最感激中共統治的一個階層，不過，現在他們已被各種名目的巧取豪奪，司法的黑暗逼得有點兒忍無可忍了。他們的造反已經到處都在發生，規模越來越大，方式越來越激烈。
實際上，當今農民問題最大、最急迫的還是要改變他們當今中國“二等公民“身份問題。只有解放了農民的人身束縛，才可能為有效增加農業的投資，促進農業土地資源等要素的流動，改造當前落後的農業結構，適應我國加入世貿後的新形勢開闢新的前景。
可以說，中國農民若不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最終成功。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過程是伴隨著城鎮化、市民化、教育普及化的過程展開的，中國的農民要擺脫傳統狀況也不能不走這條路。農村市場是中國最大的潛在市場，農民人身和思想的解放將是中國力量的最大釋放，這是中華民族資源和力量的最大儲備，所有關心中國安定和發展的人們都應給予最大的關注。
六、自由工會問題
隨著我國向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及與世界市場的接軌，隨著以股份製為標誌的國營企業產權改革全面推行，社會利益已經進一步分化，向多元化發展。勞工與政府關係逐漸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勞工問題不再是勞工對政府的問題，而將主要是勞資關係的問題了；傳統的垂直解決勞工問題的渠道和方式不再適用。調整勞資關係，解決勞資糾紛，保護勞工權益需要引入新的機制和在新的框架中調整利益。
國家站在仲裁的立場，建立勞資談判機制，有助於化解勞資矛盾，維護政治穩定。問題是，目前資方有法律地位和權利，而在改革中已被置於風險環境中的勞方，卻沒有法律地位和權利，因為他們沒有代表自己集群利益的合法社團。因而迅速制定《工會法》，允許成立自由的獨立工會，維護工人權益，解決勞資矛盾，代表工人與政府溝通，維持社會穩定，讓勞工問題在和平、理性和法制軌道上獲得解決，就特別成為必要了。
我國政府已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國際公約》。
正是在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的第八條明文規定：
１、人人有權為促進及保障其經濟和社會利益而組織工會並加入其自身選擇的工會，僅受有關組織規章的限制；
２、工會有權成立全國聯合會或同盟，後者有權參加國際工會組織；
３、工會有權自由行使職權，除依法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針對目前國內經濟改革，特別是股份制改革推行後，數以千萬計的工人下崗失業，罷工示威活動不斷，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我們特別提出：當前有必要首先面對實現公民的結社自由之一，即工人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權利這一問題。
當前我國還沒有《結社法》，只有國務院的行政法規《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這一條例規定公民成立社團必須事先向民政部門登記申請核准，而不是實行大多數民主國家社團成立後備案的辦法，以致一切社團毫無例外地均受執政黨和政府的控制，從而事實上限制和剝奪了公民自由結社的權利，因而是違反憲法有關規定的。
中國民主黨堅決主張工人有組織自由的獨立工會的權利，並身體力行之。為此，她的優秀黨員已經作出了犧牲。
七、“法治國家”問題
市場經濟國家，需要一個憲法至上，法律治國的制度。
今天，共產黨也提出了“法治國家”的目標，但是，如果它仍然堅持一黨專政，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統治一切，凌駕一切，那末“法治國家”只能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永遠不能實現。
今天的中國不是沒有法律而是沒有一套公正的，出自全民的，全民可以接受並且全民(包括一切政黨)都在它的規範之下的憲法法律體系。
問題的癥結在於，共產黨至今堅持的馬列主義片面地把國家解釋為階級壓迫的工具；片面把憲法和法律解釋為僅僅代表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統治階級的利益。這樣，它在制定憲法和法律的時候，共產黨上層統治階級的全部著眼點，就理所當然地傾注於怎樣維護它的統治利益和統治秩序；傾注於怎樣密線細針地設計和編織出種種的限制，防範和實際消滅了社會一切可能的反對力量的可能的挑戰的權利。“64″以後出台的《遊行示威法》被國際社會譏諷為《禁止遊行示威法》，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既然被統治的人民群眾各階層的多元利益，不能在統治階級片面制定的憲法和法律中得到體現和維護，當然不能指望他們認真對待這些憲法和法律；另一面，共產黨上層統治階級以及它的多少享有統治特權的千萬中下級官員，也不願被這些憲法和法律束縛手腳，這樣，憲法和法律在中國又有什麼意義？“法治國家“又在哪裡？
二十多年前，幾乎伴隨著四人幫的垮台就開始的“黨大還是法大”的討論至今沒有結果；共產黨的中央始終不能正面回答“黨中央大還是憲法大”的問題，那末，它又怎能埋怨它的基層黨官在利益面前總是毫不猶豫地宣佈：“縣委比憲法大！”呢？
如果從中共中央到地方的任何一級黨委都可以自我宣佈“比憲法大”，中國怎麼可能有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競爭機會的公平；最終分配的公平；公私賦稅的公平；地方當局與中央政府的公平；勞方與資方的公平；農業與工商業的公平；執政黨與反對派的公平等等。
法治的中國的前提，必須是一個民主的、公平的、全民的中國。現行的憲法和法律體系必須修改。
在戰後國共雙十協定基礎上召開的中國政治協商會議，於一九四六年一月通過公佈的《憲法草案》，是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一切政治黨派，一切政治力量共同制定，舉國贊成的憲法草案。由於不幸的內戰和國家分裂，這個憲法草案未能發揮它舉國團結的象徵作用。雖歷半個多世紀的滄桑，這個憲法草案多元民主的基本精神，仍然熠熠生輝。它完全可以作為未來民主中國新憲法參照的基礎。
以這個《憲法草案》為基礎的民主中國新憲法，對於台灣問題的解決，最終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其意義，也將是極其偉大的。
八、教育問題
教育對經濟起飛和社會現代化具有無可估量的重要意義。
中國有數千年重教育的傳統，中國的教育在２０世紀60、70年代又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它的惡果和後遺症將長期困擾我們。
２０世紀的最後20年，中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有兩次大擴張；一次是“文革”結束後的恢復高考；一次是世紀末為了遏止通縮、拉動經濟、啟動教育消費而進行的高校擴大招生和放鬆私人、社會力量辦學，這對中國的發展當然是福音。
中國教育體制和教育方法的弊端也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但還有兩個“瓶頸問題“是不許公開討論的，一是名正言順地允許私人辦學，尤其是辦大學。中國需要大批優秀的私立大學，特別是社科和人文方面的綜合性私立大學；二是在教材內容的更新、改革方面，在社科和人文學科廢除一元意識形態的禁錮，實行自由化、多元化、現代化的改革導向，全面與世界接軌，向世界先進水平看齊，不能把教育辦成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工具。
教育是全民的事業，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繫，不是哪個階級、哪個政黨、哪個集團的私利。
目前的教育體制是所有改革中最落後的部分之一，蓋因她對集權統治的意義重大，所以，教育核心部分的變革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九、生態問題
當今生態、環保、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已深入人心，連政治上最保守的人也早已接受了這些觀念，當然接受和實行是有很大距離的。我們這裡要表明的是生態與民主的關係問題。
首先，生態問題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世界性問題，很多生態問題必須全世界採取共同行動才能見效；這類共同行動的實施，除了國際條約，國際組織的規範外，各國有無民間強有力的自由輿論的監督，結果完全不同。而這個問題則正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不能說中國的生態問題不嚴重，事實上，當前中國生態環境的破壞，已到了瀕臨萬劫不復的災難邊緣。長此下去，中國將成為我們的後代子孫不宜居住的鬼域。但是，如果中國的政治民主問題不解決，中國的生態問題也不能根本解決。沒有民主制下強有力的輿論監督，破壞生態的事件只會有增無已，缺乏遏制的局部利益和權勢的衝動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
同時，沒有民主制下強有力的制衡機制，可能造成生態災難的重大決策在好大喜功的權勢者和阿諛奉迎的策士們的簇擁下是很難得到有力制約的。因為，沒有民主的環境就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沒有民主，激烈呼籲環保的有識之士和堅持獨立意見的專家會被監控起來，堵住嘴巴，像“中發聯”那樣溫和的、以生態保護為目標的知識分子組織也會被搗毀。沒有了環保的聲音怎麼可能有環保的意識和行動？
所以，我們對認為生態問題是中國的首要問題的朋友們說：很對！但是民主更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同時，我們也清醒地意識到，中國大陸如果能像台灣那樣平穩轉型，中國的生態環境還能免遭太大的破壞，如果中國是以誰都不願意看到的非理性的方式進行社會轉型的話，中國的生態環境將很難躲過浩劫一場。這是我們希望極力避免的。
十、軍隊問題
軍隊是人民納稅供養訓練的對外保衛國家的武裝力量。它的所有權和最高指揮權應該完全屬於人民而不應私屬任何政黨。
我們主張軍隊國家化，政治上中立化，反對軍隊干政。
觀察各國民主轉型的歷史，軍隊多是站在集權專制一方起阻礙作用的，這除了軍隊眼前的自身利益外，還因為在集權制國家軍隊的主要功能：除了一般的對外的侵略或反侵略，抵禦外侮或開疆拓土之外；更是對內的鎮壓反叛、消滅異己、維護專權，這一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但民主制下，軍隊的兩大功能只剩下一項對外的功能，對內的功能已失去意義或轉移給治安警察了，因此，軍隊干政的必要及其的影響自然下降。
再有，現代民主國家之間幾乎不發生戰爭，一切爭端大體都可以由政治、經濟、外交手段解決，不必訴諸武力，而集權國家之間歷史上則是戰爭不斷、兵連禍結。
集權制和民主制國家之間也發生戰爭，２０世紀就發生過兩次全面戰爭和多次局部戰爭，結局均以民主制國家取勝而告終，如果全世界都進入民主化時代，人類真正的和平時代就可能到來，戰爭的機會會更低。所以民主化是大趨勢；裁軍是大趨勢；軍隊的精減和高科技化是大趨勢。若能把龐大的軍費用於教育和科技，化干戈為書帛，鑄槍械為機械，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而且，如果沒有擴張野心，只為守土的話，制度先進就是最大的國力，經濟、科技強盛就是最大的威懾力，軍事只是最後手段。
只有不願還政於民的把政權視為私產的寡頭或集團才最依傍軍隊，緊緊抓住槍桿子。
十一、民族問題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融合體。在農、牧業文明數千年的歷史中，既有漢族人壓迫、欺負弱小民族的時候，也有弱小民族入主中原、統治漢人的時候。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實現了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並積累了處理民族問題的豐富經驗。
在民主化的時代，我們堅決主張，根據《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一切有關人權公約的規定，承認中國境內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承認各民族宗教的地位平等和自由。以民族自治或民族聚居地區高度自治的方式，調節各民族的關係，追求各民族共和共榮的全民利益，維護國家領土的統一和完整。
同時也應看到，在占人口大多數的漢族人還在集權統治下，未獲得民主權利的時候，其它少數民族的地位和民主權利就更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中國各民族人民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團結起來，爭取民主。只有在中國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切實保證各族人民的平等權力、民族利益和整體的和諧、幸福。
“民族自決”的口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壓迫，爭取自己獨立權利的鬥爭中，起過積極的歷史作用。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聯合國所有的主張民族自決，人民自決的宣言文件，都貫穿著一個前提，即它針對的是外國的統治：“使人民受外國的征服、統治和剝削的這一情況，否定了基本的人權，違反了聯合國憲章，並妨礙了增進世界的和平與合作‘因此’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權；依據這個權利，他們自由地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自由地發展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而一九六０年聯合國大會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的標題本身，就界定了民族自決與人民自決的適用範圍-結束殖民地制度。因此，在這個宣言的第六條裡明確宣示：“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和原則相違背的。”
因此，民主黨人不贊成在一個歷史形成的多民族聚居的主權國家裡，不負責任地，偏激地鼓勵“民族自決”的口號。因為它不可能為各族人民帶來幸福，而只可能帶來災難。
十二、台灣問題和“一國兩制”
我們對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抱有信心，很明顯，台灣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大陸沒民主，台灣人民是不願回歸的，此乃人之常情。德謨克利特說過：“在民主制中受窮也比在專制下享受富裕要好”，何況，台灣的中國人既有民主，又有富裕，他們自然雙倍地不願回來受統治、被“共產”了。大陸有多少人想冒死、舉債、蹈海外逃；考“托福”出走；以各種名目去國別鄉，你能說他們都不是中國人，都不愛國嗎？柏克說過：“我願意愛國，但國家必須可愛“。人的本性是愛自由的。沒有自由和人權的地方對人沒有引力只有斥力。
從大處考察兩岸統一問題，從趨勢上說，在經濟上是沒有任何障礙的，都搞市場經濟，終究要連為一體，這是統一的堅實的物質基礎。在種族上、民族上、語言上、文化上、宗教上統一也沒有任何障礙。就文化來說，中華文化的正宗台灣比大陸要保存得更好、更有連續性，大陸因遭文革奇禍和馬列入主，中華傳統文化已受重創，奄奄一息。隨著強勁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區域整合力量的加強和跨國公司、國際互聯網、知識經濟帶來的國界、國家概念的日益模糊，隨著大陸民主化轉型的實現，兩岸中國人的統一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也是符合兩岸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事。
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建國後，前３０年的口號一直是“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改革開放後，第二、三代領導人才知道香港、台灣人民的生活比我們自由、比我們富足，用社會主義制度一統天下的目標才倒退為“一國兩制”，這是世界共產主義由盛而衰的表現，也是鄧小平務實態度的不得已的選擇。但人們自然會問：難道一國真正能永遠“兩制”下去？這與實質的分裂有什麼區別？這就必須回答兩種制度孰優孰劣，誰取代誰的問題，優勝劣汰，最終要回到一國良制的軌道上來。
中共如果能認識到這點，就應該有個準備，有個表示，有個規劃，甚至有個時間表，承認“一國兩制”是過渡形態。承認“一國”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包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兩個政府或其他特區政府的中國聯邦。大大方方地務實地面對這一問題，才能更有利於兩岸三地問題的徹底解決，最終用一國良制實現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大繁榮，大統一。
我們中國民主黨鄭重聲明，在中國大陸沒有實現民主化的目前狀況下，我們反對中共當局使用任何藉口，對台發動戰爭。
十三、外交戰略問題
二戰結束以來，聯合國的設立和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發表，使維護世界和平和推動經濟發展為宗旨的國際外交大廈，建立在了尊重人權的基礎之上。
充分尊重人權的民主的中國，應該而且能夠和美國、歐洲建立起戰略性的夥伴關係共同維護世界和平，恪盡一個大國的義務。
近十年來，中國左支右絀，始終走不出外交的困局，其根本原因，不在西方國家的陰謀；不在西方政客“妖魔化中國”的宣傳，而在中國的執政黨在處理中國的人權問題上，犯下了而且至今在犯一系列嚴重的錯誤，自我負面了自己的形象。
更有甚者，作為它內政的延伸，它在外交上一貫站在了那些在本國戕害、屠殺人民的反動國家政府一邊，甘心成為這些世人皆曰可殺的屠夫、戰犯的國際代言人和保護人，這就更加負面了自己的形象。
民主化的中國必將結束中共錯誤政策造成的目前中國的國際孤立狀況，結束與美歐實際的戰略對峙狀態，融入世界主流。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必將有極大的提高。
中國不應和俄國結成反美的聯盟，那是一條長期孤立、共同落後、延續冷戰的死路。
中國也不該追求世界霸權，那是一條不現實的路。中國將承認世界一超多強的長期的局面，與美、歐、俄減去猜疑和對抗，結成真正的戰略夥伴關係，共同維護世界和平;民主中國支持北約的東擴。我們希望歐洲能全面聯合。歐盟應包括所有歐洲的國家。我們建議西歐發達國家在幫助東歐國家中拿出更多的誠意和手段，幫助東歐使他們國家經濟發展。
中國將積極參與聯合國維護世界人權的國際事務，承認人權是主權的政治基礎,“人權高於主權”的國際法原則，在此基礎之上，與世界各大國一起構造下一個世紀的國際新秩序。
在地緣政治中，中國將一面謹慎地注意日本對其歷史上戰爭罪行的反省動態，警惕其外交和軍事政策動向，一面將與日、韓（積極促進朝鮮半島的民主統一）外交攜手，形成亞洲中軸國；中國將成為亞太地區強國，成為世界各國敬服的、有道義，有力量，有發言權威的世界級大國。只有這樣，才是最大程度的符合中國自己的利益，才能促進世界發展總趨勢的平衡，和諧與和平，人類社會也才能在下一、兩個世紀中千流歸大海，九九歸一，消滅貧窮走向世界的大同。
在中國沒有實現民主化之前，中國民主黨人堅決反對中共執政府混同黨、國的錯誤宣傳，把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批評中共反人權錯誤政策的正當立場歪曲為“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不死”，煽動起偏執仇外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狂潮，把中國青年綁縛在共產主義原教旨聖戰的戰車上！
十四、民主的步驟問題
我們非常清楚民主制度並不是最理想的制度。理想、完美無缺的制度只是烏托邦，人間並不存在；我們也非常清楚民主制中的各種弊端，“民主制只是壞制度中最好的制度“，和集權專制相比，她的各種弊病醜惡只是“小惡”，和集權導致暴政的“大惡”相比，她是人類更理想的選擇。
集權制在人類歷史上能夠長期存在並能經常取代不成熟的民主和過渡期的民主自有它的合理之處。但集權至少有三個死症是它自身無法解決的：一是權力交接問題，即“接班”問題或“權力可持續”問題，不是內鬥或暴力搶權，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傳位給弱智、呆傻，大權也不能轉移或旁落；二是沒有制約決策過程中犯大錯甚至災難性錯誤的機制，即沒有防止自毀的機制；三是無法克服特權和腐敗，如阿克頓所說，絶對的權力造成絶對的腐敗；其它問題等而下之，所以，它必將被比它更健康、更合理的民主制所取代。
同時，我們也必須非常清楚地認識到，集權向民主的轉換絶不像電器開關的轉換，可以一蹴而就，尤其像我們這樣有數千年集（極）權傳統的大國，要適應民主的新的生活方式，必有反覆。考察歷史上各重要國家的民主化過渡階段，大多有過民主和極權交替出現、輪番搏殺，最終民主勢力占上風，走上成熟的民主之路這一過程。
中國的這一過程從戊戌維新就開始了，已走過一個世紀波瀾壯闊的歷程，但這種民主和集權的交替或互動造成的振盪最終不會是極權占上風，倒類似於“阻尼振盪“，振幅越來越小，直到穩定於成熟的民主制之上。這一過程對國家、民族來說是一個痛苦的、破壞性的過程，因此嚇住了許多渴望民主的人，但這一過程又是充滿希望和建設性的過程，她孕育著新制度的誕生，因此吸引著無數仁人志士為她前仆後繼、赴湯蹈火。
我們不能因懼怕臨產的陣痛就拒絶分娩。中華民族必須承受這一痛苦才能結束幾千年的專制統治，迎來民主制下的偉大復興。
偉大的民主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為中國的的民主轉型設計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的方案。這個方案曾經為激烈地要求立即實現民主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否定。近百年了，這個三步走方案至今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如果中共並非為一黨之私不願實行民主而真是擔心民主過速給中國帶來的動盪，它就應該拿出一個從當前的共產黨訓政走向多黨憲政的可行的時間表來，以表示誠意。十年不行，二十年行不行？三十四十年總可以了吧！
整個20世紀，中華民族在探索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作出了空前的犧牲，同時也使我們更加認清了方向，堅定了信心，在未來的新世紀全力以赴、務求成功。
最後，我們強烈要求中國政府釋放中國民主黨領導人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釋放第二批被判重刑的中國民主黨領導人查建國、高洪明、劉世遵、吳義龍、毛慶祥、朱虞夫及大批中國民主黨的核心成員。強烈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胡石根、王策、俞心焦、彭明、江棋生等著名異議人士和一切政治犯、良心犯，停止對中國民主黨和一切異議人士的打壓、迫害。停止對法輪功及一切宗教活動，宗教人士的迫害。
我們不主張暴力，但我們也不懼怕暴力。中國民主黨人的事業是一個符合歷史必然的事業；她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為中國民主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戊戌六君子、黃花崗烈士、為民主而戰的早期共產黨人、幾十萬受苦受難的右派、遇羅克、張志新、李九蓮等人權先驅及“六四”死難者獻身的事業的直接繼續。以為逮捕、打壓和白色恐怖就能阻止它的前赴後繼，未免太不識潮流、不合時代了。正如查建國先生在法庭最後陳述中所說的：“我堅信，在跨入21世紀的時候，我們中國民主黨人將擔負起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用我們的實際行動結束兩千年來自由、民主、人權與大陸人民無緣的歷史。……我們中國民主黨人連死都不怕，何懼坐牢”。這就是中國民主黨人的堅定決心和浩然正氣。
我們並不排斥共產黨人。我們希望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在他們自己的手裡結束中國數千年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專制制度及其表現的“文字獄”和“黨錮之禍”；我們呼籲全世界的華人，世界各國關心中國民主前途的國際友人和中共黨內的民主力量相互呼應，結成最廣泛的有形或無形的聯盟。因為中國專制制度的結束，對中共黨內有理想有抱負的民主力量和改革力量，也是有利的。
20世紀裡，中國人民經歷了兩次全民的舉國歡慶，一次是1945年的抗戰勝利，一次是1976年的粉碎”四人幫”；同樣，20世紀中國人民也經歷了兩次意義深遠、充滿激情活力、熱血沸騰的街頭抗爭,一次是1919年的“五四”,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
在新的世紀裡，我們希望看到更多的舉國歡慶，更少的街頭抗爭。我們堅信，我們的事業有曲折、無失敗，因為我們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和中國與人類的光輝未來。代表未來的力量是永遠不可以戰勝的。
全國同胞們，中國民主黨人和你們一起擁抱新的世紀！
發佈於2000年1月1日
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2010年4月10日再發表，2016年11月1日重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