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20 7 月, 2024

《獄中獄與獄外獄》(徐文立、賀信彤)節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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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獄與獄外獄》(徐文立、賀信彤)節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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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下 班 回 家

(徐文立撰寫)

⋯⋯

4月9號的兩天前,我九歲的女兒瑾告訴我:「爸,我們學校要春遊啦!」

「哦,這可是第一次,要交錢吧?」真沒辦法,這窮人的通病,怕提錢,凡事又最先想到是:可能要花的錢。

我們單位是月中15號左右發工資,一到9號這個時候,我口袋中的錢總是所剩無幾,好在我有一個從來不亂花一分錢的好妻子彤,我每月開工資時總給她五元零花錢,她會完整地留到月底,並心甘情願地等著我向她「索要」,這幾乎成了我們夫妻倆每月必玩的有趣的「遊戲」。而且,她還每月從她工資中節省兩元錢在單位參加一個「互助會」,一旦山窮水盡的時候,她可以從「互助會」借一點錢以解家中的燃眉之急。特別是這幾年,從1978年底,我和一些朋友創辦了民辦刊物《四五論壇》,基本上是靠自費辦刊物,出售刊物收取的一點工本費也只夠勉強維持簡單的再出版;辦《四五論壇》以來,我又把我家房間的大部分作為編輯部,這樣一來,經常會有幾位、十幾位、最多時二十幾位編輯部的成員在我的家中工作、吃住,使得我的家庭財政經常處在破產的邊緣。

我們結婚十年,竟然沒有點滴儲蓄。瑾兒出生不久的一天,街道居委會來要每月二毛錢的清潔費,我們竟然付不出來,我只好拿了一粒母親給的小珍珠騎車去西單「委託行」賣了一毛五分錢,還不好意思和人家討價還價!這個記憶,刻骨銘心。

這一天,瑾突然提到學校要春遊,還著實嚇了我一跳,好在我頭幾天從彤那裏「刮來」的五元錢,還剩一塊錢。

瑾,我聰明的孩子似乎看透了我這個父親總是囊中羞澀,說:「爸,要交七毛錢,看,我這都準備好啦!」

她小手捧著一把自己平日攢著的硬幣。

我強作歡顏地說:「傻孩子,爸爸怎麼會用妳攢的錢呢,妳看,爸爸這裏有錢。」

當我把一元錢「慷慨」地給了孩子後,我已是兩囊空空了。晚上等孩子睡下,我告訴彤。彤很為自己生了這樣懂事的閨女自豪,自豪感尚未從臉上消失,就遇上了我的故技重演:「妳還有錢嗎?」彤自然明白。

「有,只有這兩毛了。好在明天中午我還有飯票。」彤毫無抵抗就「繳械」了。

第二天,我只好又從瑾的小罐子裏「偷」拿了四個五分錢(4X0.05=0.20元)的硬幣,應付了第二天午餐的二毛五(0.25元),剩了一毛五分(0.15元),壓兜。

這天下班後,領到的這十幾元錢,對於我來說,真是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於:孩子是第一次去春遊,我一定要為我的孩子準備一份可口、豐盛的野餐。曾經童年生活較為優渥的我,當女兒一出生,我就暗自決心,寧可苦了我們作為父母的自己,也絕不讓我的孩子過貧窮的生活,女兒要「貴養」。所以我的瑾兒從小的吃、穿、用、戴,包括那「五羊牌可伸縮的小自行車」,一直在當年都可稱一流,她的表姐至今嘖嘖讚嘆不已。看瑾兒如今留下的照片,更是明證。

我和彤每個月的工資都不高,加在一起不過八十幾元人民幣,按現在的比價只折合十幾美元。好在當年中國大陸物價低,一家三口八十幾元還勉強度日,為了我們的女兒能有一個幸福的童年,我們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瑾身上。七十年代初,中國大陸也還沒有實行嚴厲的節制生育的政策,剛剛提倡「一個不少,兩個正好」。為了怕再增加一個孩子,幾乎要減少瑾一半的花銷,我們決計只要瑾這一個孩子。何況,瑾正符合我們理想中對女兒的企盼:既有女兒的溫柔、漂亮;又有男孩的剛毅、果敢。所以,我們每當為女兒花錢就大方且大膽。

這天一下班,我就揣著這十幾元錢,直奔當時在北京可以買到較好食品的東單,去了東南角的那個食品商店,又去了法國麵包房、新僑飯店的外賣店,一口氣買下了在當時是非常獨特的奶油蛋筒、曲奇餅乾、法式麵包、香腸、巧克力、橘汁、話梅、各種水果……,拎著沈甸甸的食品回到家,聽到女兒高興地尖叫,撲面聞到了火上飄出的彤為瑾煮的茶葉蛋的清香味,心裡充滿了和女兒同樣的歡樂。

⋯⋯⋯⋯

第二章

丈 夫 被 抓

(賀信彤撰寫)

那年,作為小學生的女兒,將第一次參加由學校組織的春遊。之前不久,我們家的樓房遭遇了火災,不得不搬至臨時住所──永定門火車站;孩子去春遊的前一天夜裡,我丈夫徐文立被公安局抓走。

冬天的北京,寒風凜冽,天寒地凍。至四月初,氣候已明顯轉暖,除了風沙,也會有明媚的春光及復甦的萬物、伴著那爭相綻放的百花。

晶晶總是歡快的。一回到家,如平日,她一把抱著我深深一親,仰起紅紅小臉快樂地說:「媽,現在上學、放學都得倒兩次車,去學校比原來遠了足足十萬八千里!在車上擠得我呦,到站都快下不來了。我多有辦法呀,小孩有優勢呀,我稍微貓下腰,在大人們的腿旁邊找縫隙,嘴裡說『勞駕,勞駕!謝謝阿姨,謝謝叔叔!』準能順利地擠出來」(這個方法終於在不久之後的一天讓機警的小孩子出了錯,自己是費勁地擠了出來,大衣卻在那時刻從身上脫落,被擁擠的人群夾住了,隨後,車門關上,公交車開走了,一股冷風襲來,晶晶才發現原本套在外面的小大衣丟了)好容易下了車,還得跑步去追下一輛車。「媽,現在可以說我是不遠萬里為求學。」隨後,她舞動著手臂,身體輕盈地擺動,一面抑揚頓挫地吟誦:「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近清明,翠禽枝上消魂……」「媽媽,現在這間屋子雖然很小,可也不會妨礙我跳即興舞的。」她原地滑了一個優美的弧圈,找出了那個憨態可掬的玻璃小豬存錢罐,平時我們手裏有了零星硬幣就給她,讓她在放學回來的路上倘若餓了,買些小零食墊墊,可她總把那些硬幣投進自己的儲蓄小罐。 「小豬小豬,姐姐今天需要錢!」她搖著那玻璃罐子念念有詞,變魔術般地把硬幣從小豬背上的投幣孔往外倒,「這錢放進去容易,倒出來好難哪。媽媽,茶葉蛋煮好了吧,明天春遊,那就是我的美餐。我只倒出七毛錢鋼鏰兒,就夠交春遊的費用了;只是爸爸不肯用我的零花錢。哈哈,終於去春遊啦!你知道,明天我們大家可以在郊外用餐,盡情地玩……不上課,沒作業。不過,老師說讓我們仔細觀察春天景色,回來是要寫春遊作文的。」幾天前她就說,春遊那天,只要媽媽給煮兩個茶葉蛋,再買一個麵包就可以了,這把文立感動得驕傲又心疼,「我的寶貝!」下班時,文立竟然帶回了一大堆郊遊美食,我說:「會變魔術?」文立說,發了上個月誤餐補貼、獎金和交通補貼,全部奉獻給了女兒。

艱難的生活讓我們一家人彼此關愛體貼。

我工作的學校是每月3號開支。月月如此,開支還不到一周,我的工資便告罄。我那時工資不足40元人民幣(折合美元5塊錢左右),發下工資,肯定不足這個數,因為要扣除上個月所欠的「互助會」的借款。

「互助會」則是單位裏辦的一個極小額度的集資活動,用這小額存款,臨時拆借、互助的意思,在當時低工資制度下,大家每每感覺手頭拮據,稍稍有個額外開銷,便更窘迫。

「互助會」是在每個月開支的時候,根據個人自訂的計畫,從工資裏扣除幾元錢,轉存互助會,學校還把單位一些額外的小收入,比如,學校臨時辦短期培訓班所收的報名費等;每個單位都有統一官辦的工會組織,教職員工都要參加,發工資時,要扣繳個人的工會會費,基層工會的會費除了按比例上繳給上級工會外,可以留一部分作為機動使用,比如用於臨時救濟──個別生活極其困難的職工,本人要申請。我們學校把這部分錢也放一些在「互助會」集體戶頭裏,作為互助會周轉基金,再加上大家按月存入的錢,單獨立戶存在銀行。但凡參加這個互助會的人,偶遇到臨時困難時,可以從互助會借到不超過自己全部儲金額的一半。比如,每個月入會2元,如果發生了困難,可以打借條從「互助會」借到全年儲金的50%—12元錢以內的錢,然後,再從工資中逐月歸還。年底,會把大家逐月儲存的全年存款一次退還,這筆存款在銀行有些利息,年底就把利息提取出來,買些小禮物,比如浴巾、杯子,送給每個參加互助儲金會的人。大家可以得到自己平日積累的一筆小錢,如同得到額外獎金般高興。不然,這幾塊錢很容易不經意花掉;還可以借錢,解燃眉之急。所以大家都認為這個互助性的「儲金會」很方便,我也總是不得不利用這個「互助會」寅吃卯糧。

發下工資,首要的是為晶晶交在學校的午餐費,再去購買當月的定量以內的主食和副食:大米、白麵、玉米麵;每人每月半斤(當年的市斤)的花生油;再買副食本上的定量供應的那每戶二斤雞蛋、一斤帶魚、一斤豆腐、三兩芝麻醬、一斤白糖、二兩澱粉、三兩粉絲、一兩蝦米皮、肥皂、手紙、火柴;糖果、點心、棉布、縫衣的棉線等等也是限量的。當年中國大陸由於市場供應緊張,商品匱乏,很多生活必需品都實行定量供給,每戶一冊「副食本」用這個本子購買規定的定量生活用品;每戶另外還有一冊「糧本」持此本按月領取糧票、食用油票,糧食根據年齡、性別、工作性質(從事重體力勞動,糧食定量高些,在辦公室工作的每個月不足30斤),每個人按月有固定定量,在定量以內再按規定比例,分別發給麵粉票、粗糧票,大米算細糧,則按進一步的比例在糧本上登記購買,買米要用糧本登記,同時付糧票。質量好一些的大米平時很少見,只有過年、所謂國慶「十一」才按人口少量供應些許。此等券票都如郵票般大小,且用劣質紙張印製,卻受到格外珍惜,若在外面飯館用餐,除了付錢還得付糧票,倒是不用付小費。定量供應的東西在商店拿票證購買,不可能多買分毫。如果沒買,當月沒得吃;如果不買,需要時不是沒錢了,就是定點商店裏沒貨了。這正是中共政府直到現在還常掛在嘴上的功業:他們「解決」了人民所謂溫飽問題。

我們家人的飯量都不大,糧食就不特別緊張。但是,有的人家飯量大的男孩子多,糧食就不夠,我們會把多餘的糧票送給這樣的人家。

後來,在農貿市場,有些農產品居然可以用糧票換,如新鮮玉米、雞蛋等等,自然是有人在從事倒賣糧票的交易,農村人(實際上的二、三等國民)也可以可憐巴巴地用糧票,買到一些他們生產、卻吃不到的白米白麵,一些人因此被判刑,罪名是破壞國家計劃經濟。

八十年代之前,工作單位天天都有「政治學習」。文革期間更甚,每天讀毛主席著作稱作「天天讀」。後來,改成每周有半天政治學習,那純粹是耽誤時間,常常是在全體人員大會上傳達中央或者北京市下發的文件,那些文件都是自上而下的,事關所謂政策和思想教育,內容龐雜。上級乃至中央的精神都是通過「文件」傳達給大家,比如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就隆重地發下了《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文件,平時為一些小事也有文件,這種學習會是要做記錄的,黨的組織向上級做匯報,有些文件按級別傳達,先黨內後黨外,內外有別,僅在黨內傳達,非中共黨員不得知曉,我後來發現,有些人簡直是為這些大會小會而生存的,他們其實沒有其他事可幹,他們在單位裡是骨幹,是核心,是耳目,上傳下達,他們是黨組織信任和依靠的中堅。在政治學習的會上共產黨員先帶頭發言定調,要求所有人都要發言,大家也習慣地挨著個兒地隨聲附和,靠攏黨組織,積極要求入黨的都緊隨著附和唱高調,其餘的在催促下挨著個兒,人云亦云地隨聲附和。比如,大約70年代末,有一個《關於部分商品價格的調整》的文件,說的是玉米麵將漲價一分錢,全體員工按部門分組討論聆聽文件後的感想,說現在物價穩定,黨如此關心我們,我們以這麼低的價格買到糧食,很多人都「憶苦思甜」,在舊社會一天價格三變(指1949年之前),那時,老百姓沒法活。現在,玉米麵才漲一分錢,黨還向我們作解釋,還考慮我們可能出現的困難。於是大發感慨,特別感謝共產黨,說黨把什麼都安排好了,這麼關心我們,全世界只有中國共產黨做得到,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真是太幸福了。特別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日理萬機,國家大事、世界革命,哪一件不讓他老人家操心啊。毛主席還親切地關懷我們普通老百姓,教我們:「忙時吃乾,閑時吃稀,加以菜蔬、番薯、雜糧……」,這是毛澤東的一段語錄,他教導他的子民們,農忙、幹累活的時候吃乾的、吃飽些;農閑時就多加水把米飯做成稀飯;糧食不夠,可以在稀飯裏加些充饑的野菜、番薯等,可節省糧食。毛澤東就敢於這樣讓人民在饑餓、半饑餓中掙扎。共產黨居然明目張膽地公之於眾,僅僅維持活命,每個人都忍飢挨餓,還要求人人表態,說幸福,感謝黨,感謝毛主席!毛澤東、共產黨發現:人民是越窮反而越聽話、越依賴中共政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這麼來的!其實,這就是兩千年前秦代商鞅的「弱民馭統術」的變種。

全世界的民選總統恐怕沒有一個敢於這樣解決人民的吃飯等等民生問題。

人的尊嚴被壓迫,人的眼界必定狹窄,真是活在苦中也不敢說苦!

所以,大家都盼著開支(發工資),記得在文革中,有人說,毛主席的畫像裡有高科技,捲起來,放在耳朵上,就可以聽到「毛主席萬歲!」的萬眾歡呼之聲音,大家傳著聽,有人笑笑不說話,有人說真的聽得到!另有一人說,來讓我聽聽,嘿,我聽得真真的,怎麼我聽見的是「明兒開支!明天開支!」,所有人都笑翻了。所幸,當場沒有假積極的人,因為搞階級鬥爭的年代,這話可是犯忌的。所有的人,一旦領了工資,就趕緊把一個月最緊要的東西趕快購買下來,因為家裡等著揭鍋呢,再說,過了月中,儘管定量還在,但是,定點供應的商店也許早沒貨了,所以每到月初,大家都忙著買「本上的東西」,副食商店那時總是排著長隊。還有定量的肉票,為了「方便群眾」有些票,比如肉票,有印成小計量的,以方便大家可以分成若干次少量購買,或集中一次解讒。這,就是所謂「集中指導下」的一點點「自由」,當然,那時裝正經的人們會不忘解釋成是共產黨的細微關懷。又有報紙經驗談地介紹說,點心大可全家集中解讒,說有些人家的點心票集中一次買,全家一頓吃下,這樣既解饞又可以省一頓糧食,把甜點作為一頓正餐吃,頂多配一點菜湯,為了使點心更香甜些,報紙還介紹要烤熱了吃,人們習慣性地認為報紙登的都是科學的,以至我的一個同學因此而吃傷了,從此,只要一提點心就犯惡心,再也不吃甜點。

這些必須買的都買下,我那工資就差不多用光了,接下來就再等待十天,等文立開支,文立的工資比我略高幾塊,他的工資要交房租、水電、應付平時的開銷,他總在開支那天誠心誠意地給我5元零用錢,我留著不會用,常常會遇到意外的開銷,那五元錢就會起大作用,每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我再原封不動地把那5塊錢交到文立手中,那時的他,眼神裡滿是既心疼我節省,又感激我顧家,我享受那從他的眼裏流露出來的對我的歉疚和愛,便就是貧賤夫妻的溫存恩愛。

這不,因為原來的房子失火,我們臨時搬到這個工區來住,這一折騰,我那五元錢早已捐獻了出來,晶晶知道家裏經濟的狀況,她從小也從不亂花錢,平時我們手裏有了硬幣會給她,讓她放學回來的路上吃冰棍,但是孩子總把那些硬幣投進自己的儲蓄小罐。

我們住的房子失火,應該算是個意外事故;不是像有朋友推測、並形成文字寫的那樣:因為老徐在原來住處人緣好、人望高,當局怕在當地抓他,住戶鄰居會出來抗議;所以,當局故意製造了火災,迫使老徐搬離原樓區。

我們原來住的是文立所在的鐵路分局的職工家屬宿舍,樓上樓下住的都是鐵路分局的職工。我們樓上張家老頭兒是鐵路刑警隊長,他的大兒子是房山石油化學總公司東方紅煉油廠的汽車司機,他這次從煉油廠拉回一個大型液化氣罐,那氣罐比一般民用的液化氣罐大得多,足有一人高左右,石化公司的內部員工只花0.50元就可買這一大罐,便宜得不可思議。中國大陸,在哪裏工作,就方便從哪兒往家裏搬拿公家的東西。有一次,我對我的學生們說,「你們的家長在哪裡工作,我從你們交的作業就能知道。」──因為許多學生的作業用紙,都是父母工作單位的公文用紙!學生們的新年晚會,邀請老師們參加,我發現我的學生們很有創意,他們用彩色的小球,串成繽紛的彩鏈,搖曳可愛,我仰頭欣賞我學生們的才藝,學生告訴我,那些小球其實是他們中一個家長所在的中藥廠的蠟丸包裝,而裡面的中藥丸全都被扔滿了垃圾桶裏,「過期的中藥?」我問他們,學生得意地說,「不是,是完好的,今天,不需要其中的藥丸,需要的是外面的蠟丸!」要知道,那個年代,用蠟丸包裝的藥相對是名貴的,為了自家孩子一個聚會,便慷國家之慨,讓這些未來管理經濟的孩子們還沒有步入社會,就學會坦然貪汙、糟踐公物了。所以當時特別流行: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

張家大兒子堂而皇之地從煉油廠拉回來大型液化氣罐,那是一種福利,而且在鄰里中也很讓他的父母得意呢。

但是,人若愚蠢再貪圖小利真是可以害死人!

張家大兒子從煉油廠拉回來大型液化氣罐的接口絲扣,和我們民用的爐灶完全不配套是顯而易見的,可張家老頭兒竟然勉強將爐灶上的小接口就擰上湊合用,可是,打開罐,液化氣從接口處就泄露了,一點火,火噴燃了,液化氣罐成了噴火器似的在不斷地噴火;事後,張家老頭兒承認,沒有趕快設法擰死噴火的液化氣罐的閘門,反而回屋拿一床被子去「捂」液化氣瓶罐,慌亂中竟然將那液化氣罐「捂」倒在地,氣罐裏的液體流了滿地……。

張家老頭兒這時完全亂了方寸,什麼都不顧了,拔腿就跑,口中歇斯底里大喊:「失火了!失火了!」,完全沒有了刑警隊長平日裡不可一世的威風。

瞬間,火勢便蔓延開來,房頂本是木結構的,大火很快就肆虐了起來,人們都倉皇奔逃下了樓……。

恰當時,我們樓裏的下水道又堵了,汙水倒流到地下室,住在地下室的人受不了,索性把總水閘關掉──誰都別用水了。這是住這樣的單位宿舍樓經常遇到的麻煩,水管裏沒有水,終於,消防隊駕著龐然的救火車呼嘯而來,但卻無法接近失火的樓,因為院子雖然很大,但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大家都紛紛搭建臨時的地震棚,後來,人們就在院子裏用抗地震的材料私搭亂蓋起了小房子,抗震棚有的用來堆放破爛東西,有的索性住人,甚至租給外地小商販,不小的院子裏如同被跑馬佔地、見縫插針地搭建了不少自建的小屋,只留有狹窄的通道,勉強夠行人並排兩人步行。地下消火栓也尋找不到。

文立沒有像別人家的男人那樣,抓緊時間一次次地沖進煙霧裏,從自家裏搶出些認為值錢重要的東西;文立反而是最早跑去大院傳達室,用公用電話報火警;又拉來門房的粗水管子準備救火;文立一聽到消防車的呼嘯而來的聲音,便迎跑過去,顯然,消防車是根本進不去。文立引導束手無策的消防隊,讓他們把車開到我們樓後面的六十六中學的操場,再尋找消防栓,參與救火,一個多小時後,火總算撲滅了。

但是,樓頂第三層十幾戶人家都燒光殆盡。

這樓房的頂層,也就是三樓的木房頂全部被燒光了,只剩下四面的牆體,救火用的水全都儲在牆體之中,如同一個個小水庫。十幾戶人家無家可歸,文立給鐵路分局打電話,要求他們馬上解決受災家庭老小人等的臨時安頓,消防車灑下的水順著不嚴密的樓板嘩嘩地漏下……。

當天,夜深了,大家也只得回去湊合。我們二樓以下的住房如同露天下雨一般,房頂不斷滴落如注的水,地面汪洋著沒膝的水,家具衣物所有所有,全部被這水淋了個透濕,看著盆盆罐罐漂浮在水面打轉,再隨水流順樓梯漂蕩下去,比起樓上三層,萬幸損失不算大。房間裏許多東西如鞋子、鍋碗瓢盆,都飄忽在水面上,大家開始奮力排自家的積水。糟糕的是水從屋頂源源不絕地順縫隙往下滴漏,不只是滴漏,是如注地洩漏。所有的住戶都是全家齊上陣,用掃把掃水、用臉盆排水,大家不停地一盆又一盆地從自家房間往樓道方向傾倒,水匯集到樓梯,整個樓道、樓梯如同洩洪的水道,那水順著樓梯狂瀉。但是,每家排不盡的水顯然都來自各家的屋頂,整個樓的最頂層──燒毀的那樓層是沒有了屋頂,滅火的消防車滅火的同時,把大量的水滿滿地灌在了殘垣斷壁圍成的小水庫,那「蓄水池」浸泡著厚厚的灰燼,最上層樓之下的一、二層樓,每層樓的屋頂都是水泥預製板造就,縫隙不小,下面住戶再奮力排,水還是不見少,而且,頭頂部的水庫也存在巨大的危險。這時,文立踏著湍急的「小瀑布」 拾級而上,獨自蹬梯到坍塌屋頂的頂層,殘存的磚牆,燒焦的椽木、檁條,狼藉的家具……,廢墟浸泡在強烈焦炭味道的汙水中。他感到不從根本上把上面如同小水庫的水整體排掉,每家每戶自顧自,一盆一盆地排水、用掃把掃水,如此就是全家人一夜不睡,到天亮這水也排不完。況且,巨大的潛在危險頂在所有住戶的頭頂上,於是,他馬上到各家各戶去動員,讓他們每家出一個人,跟他一起去把三樓的牆體鑿洞泄水,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可是中國人傳統是「自掃門前雪」,多數人家只顧自家,不願響應;願意響應的只有一家,也只是支使一個小孩子隨文立上了樓頂。我一看,也就不顧自家了,隨著文立上了頂層,我幫文立用鑿子把牆壁打開洞,牆洞打開,水嘩嘩地順暢從殘垣斷壁一泄而光,下面的滴水才慢慢地停息。

這就是我的文立,遇事不慌,總能找到問題的癥結之所在,顧大家也顧小家,並能帶領大家把問題迎刃解決。

不覺天黑了,整個樓黑咕隆咚,人們才發現電源外線已經被消防隊剪斷了,只有接上電源外線,人們才可能在有照明的情況下,度過這大火後的第一夜。此時,院子裏如同遭遇風災暴雨,滿地漫留著水漿,電線也濕漉漉的,接通這個電源會是很有危險的。

此時,當仁不讓的又是我的文立,他先切斷三樓電線路,他踩著臨時搭起的桌子,我高聲驚恐地提醒文立「危險!到處都是水呀!」文立說,「我會小心!」他細心地接通了電源,燈亮了的霎那,整個樓裏響起了歡呼聲。

旁人家都忙著把自家的老小送到親戚朋友家,清理狼藉的自家……。

文立此時並未覺得自己的責任了了,只是想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為所有的受災的住戶求得一個比較好的臨時、以至長遠的安置,並得到肇事者單位和這個樓房的業主,也就是北京東方紅煉油廠和鐵路分局兩方面的應有的賠償和補助。

晚飯後,文立在經歷火與水雙重威脅後滿目狼藉的家裡,起草了一個緊急要求鐵路分局救災的申請;然後,他又起草一份「希望鐵路分局能借此機會,充分估量這數十年前所建的樓房已經老舊危險,而且不適用,應全部拆除這不適合繼續住人的筒子樓,重新蓋新的單元樓房」的申請,在我們受災的住戶中徵集簽名,這次,大家都踴躍參加簽了字,表示贊同。

第二天,一群人簇擁著一眾人,據說是分局領導,來到了受災的家屬院,那群人中有個引領者點頭哈腰、謹小慎微地護佑引領著一眾人為首的是一位副局長,引領者看到文立,忙不叠地快速小心地側身貼近那副局長的身後,手掌略彎虛括在自己的鼻下嘴上,壓低聲音,靠近領導的耳朵,大概認為事體重大,聲音卻壓不下去,我聽見了他在說:「這,就是徐文立!」顯然,在領導那裡,「徐文立」已不是陌生的名字,此人此時在提醒領導──這位便是。文立又嚴肅地逕自走向前來視察的鐵路分局領導,說這個樓房已經不能繼續住人了,局裏應該立即安排所有住戶搬出,否則一旦發生危險,誰也擔當不起。 

我們樓的房產權是鐵路分局,過了幾日,終於,分局黨委決定,所有住戶由各基層單位解決臨時住房,鐵路分局負責清理、維修、加固、改造為單元樓房,然後再決定何時大家搬回來。

黨永遠要當救星,儘管他們不作為,官僚化,但是功勞永遠記載在它的名下,雖然,你臨危不懼,你冒險救災,你出謀劃策……。對不起,你怎麼可以自作主張,功高震黨?荒唐嘛!雖然他們私下採納了文立和鄰居們的建議,但是一切都由黨委決定,功勞在黨委,這是慣常的邏輯。顯然的,後來的種種跡象表明,上方反而對文立更加警惕,認為此人很是不安分。

拖延了好幾日,受災的人家都被鐵路分局安排在不同的臨時住房。我們被安排在永定門火車站裡面的建築工區小院裏,之前是一間倉庫。

滿目瘡痍的樓房全部搬空,如同逃難,人一搬走,回頭再看那經歷了火災和大水,那五十年代的筒子老樓,竟然那麼破舊且搖搖欲墜。再後來,北京鐵路分局建築段黨委決定在舊房的基礎上進行維修、改造,所花費用遠遠超出重新蓋一座全新樓房,施工隊也是鐵路局領導人的各路關係戶,工人是河北農村鄉親們,工期一拖再拖,五年後,待到老住戶再搬回那裡,我們家經歷了一場塌天般的巨變。

1981年4月9日那天晚上,我們忙著為女兒準備第二天「春遊」的東西,這是晶晶(瑾的乳名)第一次參加學校組織的春遊──去京郊的頤和園,那是清代的皇家夏宮,孩子興奮得很。

催晶晶睡下,我自己就忙著給女兒準備明天春遊的衣服、沙巾、紅領巾──愛美的女孩,明天,一定要穿爸爸新給她買的一條漂亮的「出口轉內銷」的裙子,後來,我們第一次探監,晶晶也執意還要穿這條裙子,告慰她親愛的爸爸,她無限珍惜爸爸對她的愛,這是後話。

文立是個既顧事業又顧家,且細心的男人。

文立就能發現東單南口有一家外貿商店,專門出售外商退貨的物品,或者對外「廣交會」上展銷的衣服樣品。中國大陸出口到外國的商品總是質地好、式樣新穎、往往是唯一,這家外貿商店出售的衣物稱為「出口轉內銷」,價格卻很便宜,市場上買不到。所以,文立總是能為我和孩子買到既便宜又漂亮的衣物。

我的一件上衣,50年了,至今還能穿。

紗巾──北京的春天一旦刮風,就有很大的風沙,所以女孩兒在春天出門都備有薄薄的紗巾,一旦起風,用它蒙著臉或圍在頭上,以抵禦風沙。

紅領巾──是少先隊的標誌,政治上的寓意是說那三角形的紅色織物,表示中國國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鮮血染紅的,孩子加入少先隊就說明是個好孩子。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它的革命傳統教育滲透到青少年幼小心靈中去的。

紅領巾洗乾淨、熨平,繫在領口如同西裝領帶也有裝飾效果。

一面忙活著孩子的事情,一面不知為什麼竟然想起人的命運真的不好把握,如今鬼使神差地住在這麼個地方,今後還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愛胡思亂想的我,一邊忙著做家務,一邊感嘆叵測的人生。

嫁給文立,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

想當初,我們是在親友的介紹下,以傳統的方式相識的,從一開始,我就拿他沒辦法。

那年我23歲,文立長我四歲,我媽媽先以「不經意的巧遇」看到過他,然後安排我和他正式見面,是在我二姨家,是由於我的身世有些特殊?還是偏愛?二姨父和二姨總是對我格外疼愛,視我為女兒。

那天,二姨一家請我們兩個人去家裏吃飯,我心裏明白是來做什麼,很是不好意思,這之前我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歷。 

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中學不是男女生分校就是分班,其實從小學開始,男女同學都自覺嚴格區分「男女界限」,男生和女生基本上互不理睬。直到八十年代,社會上興起了老同學聚會,我們從前的老同學才一起無拘無束地聚一聚。當然,也有個別女生在學生年代就喜歡和男孩子不拘小節,在我們一般同學眼裏,那,都是「流氓」行為,起碼是不正經的。

那天,我先到二姨家,表姐讓我坐在朝向門的位置,那裏可以在人走進到院子時,先看到。

表姐的丈夫余觀成和文立的姐姐是大學同學,而且一直保持友好的朋友關係,所以二姨全家對我說,對於文立,保證「知根知底」,意思是了解他的家庭和他本人;他們說文立人好、長得也帥氣。

二姨跟我說私房話:「這個徐文立看得出地精明能幹,他的父親和你姨父一樣,也是醫生,知識分子嘛,當然不會沒有一點『歷史問題』的,但是他的哥哥姐姐都是黨員,都做領導工作,都是大學畢業,所以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我把話先放在這兒,將來文立一定有很好的前程,恐怕也是要當領導的。」二姨還說,她和文立的媽媽見過幾面,一眼就看得出絕對是大家閨秀,人很善良,為人作派很幽雅,生活肯定是寬裕的。二姨還囑咐我要大方些,說:「吃過飯,妳回家,他會送妳,妳要大大方方地,別犯躇啊。」

二姨家是個獨家的小四合院,有前後兩個院子,從前,姨父在前院開私人診所。自從公私合營,不允許私人開業,前院賣給了一個朋友,前後院隔著女兒牆,月亮門和影背,二姨一家住的後院,共十幾間房子,院子裏方磚墁地,正房三大間,坐北朝南,有廊子、紗門、地板地面,老夫婦的臥房內有西式的儲藏室,並和東廂房相通,房間裏有衛生設備,東、西廂房是表哥表姐們的房間,典雅漂亮。文革中,因為姨父是醫生,又因為有這麼一套房子,更因為與齊白石家比鄰,兩家關係又很是親密,所以齊家被抄,二姨家也就在劫難逃,也被紅衛兵抄了家,之後,院子裏搬進了幾戶人家。文革後,退還了房子,仍然是他們一家人住,所以那院裏恢復了昔日的整潔,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外面進來的人。

他來了,果然英俊!其實之前在二姨家我遇見過他,見他面善,就有好感,只是相互沒有打過招呼,二姨他們記不得。

他禮貌地向大家問好,給他介紹我時,他目光對著我,友好地問了我一句話,已經不記得是什麼了。飯桌上,他和姨父、姐夫海闊天空地聊天,我和他沒有對過話,二姨父有意和我說話時,他注意聽著,並看著我,感覺他的目光過來,我說話有些慌。吃過飯,姨父請大家吃水果,甜點。文立說,他先走了,觀成姐夫去送他。我好掃興,肯定是人家沒有興趣跟我「交朋友」。

一會兒,姐夫回來,交給我一個紙條:「小彤,這是文立的電話,他說,你可以給他打電話。」有這樣兒的嗎?我心裏想。然而,二姨全家決心要促成此事。二姨說:「沒有關係,電話是他留的,誰先給誰打電話,這沒有什麼關係。」

回到家,媽媽說:「是啊,按說,應該男方主動才對,不過妳二姨說的也對。」在我媽媽心裏,二姨永遠說的都對。

1966年夏天,二姨家被抄之前,看到紅衛兵肆無忌憚地「打、砸、搶」,特別是我們家附近有一家,據說是清末大太監李蓮英的後代,紅衛兵說,他們全家十幾口人從解放以後沒有人工作過,全部靠賣古董過日子。那天,居委會(中國大陸的居民委員會,是街道的政治領導、中共的馬前卒兼密探)還叫街坊四鄰都必須參加現場批鬥會,那個晚上就當場打死了四口人,把我上小學的妹妹嚇得一直趴在我媽媽的懷裏發抖,我媽媽用力摟著她,也不敢中途退場,回到家,妹妹就發起了高燒。據說,抄他們家一開始,文物局就來了人,說有些東西是「國寶文物」,用汽車先拉走了許多。

二姨一家如坐針氈,先是聽朋友介紹,說最好「主動自我革命」,二姨也拿了自己的首飾,主動送交到附近的師大女附中,回來欣慰地說:「唉,破財免災吧,這年頭,留這些東西也是禍害,今天女附中那個紅衛兵態度挺好的,她說了──妳這樣主動上繳就對了,起碼態度不錯,自己不早交,等我們搜出來,就不是態度問題,而是立場問題了。」 

二姨希望這些首飾能免去抄家。

齊白石家人也常常悄悄地過來嘀咕:難過這關啊!

(匪夷所思的是:後來得知,正是後來號稱所謂「民運之父」的魏某某帶人抄了齊白石的家,這是魏某某自己在台灣出版的所謂「前傳」中向一位德國記者作為光榮史陳述的,至今沒有任何懺悔!)

媽媽提醒二姨,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就不顧一切地幫二姨轉移細軟、存款,雖然兩家住得很近,但是在那個恐怖的年代,深更半夜大包小包地拎東西,隨時都可能被街上肆虐的紅衛兵和好事之徒盤查,但是,媽媽說,顧不得了,你二姨家萬一被抄了,可怎麼辦?他們可怎麼活啊!

果然,沒過幾天,二姨家還是被抄了,十幾間房子,家徒四壁地被洗劫一空,那時已經因為打死人太多,上面一再說:要文鬥,不要武鬥。所以,他們沒有挨打。抄家時,紅衛兵們往外搬他們的東西。二姨說:「我們都是醫務工作者,是憑工資吃飯的,不是剝削階級。」紅衛兵提著二姨年輕時穿的旗袍說:「你就穿著這樣的衣裳在街上扭,你不是剝削階級,是什麼?」整個抄家過程,二姨和姨父應紅衛兵的要求低頭站在房間的角落,領頭的紅衛兵並不搬東西,只是站在二姨夫婦身邊,厲聲喝斥:「說!有什麼反動的東西藏起來沒有?金銀財寶藏在哪了?」 他每說一句話,都奮力掄起皮帶,然後狠狠地抽打在面前的桌子上。臨走,那個紅衛兵頭目,手裏拎著皮帶,對二姨父說:「你,送送我們!」

二姨父隨他們到門口,那小子說:「我們今天來抄你家,是不是革命行動?」二姨父說:「是」。 

「現在不讓打人了,你撿了個便宜,告訴你,我抄家,還從來沒有不打人的,好吧,你喊一聲紅衛兵爺爺萬歲!」

二姨父臉色煞白,那小子另外一只手慢慢上來,用力地一下一下地捋著那條寬寬的皮帶,堅硬的皮帶銅頭晃蕩著在夜空中發著幽幽的光。

靜默,沒有聲音。

那紅衛兵說:「我們,很忙,每天抄家任務很重,沒時間耽誤,也沒有耐心等你!」

顯然,他按耐不住要打人了。

二姨父被逼說了他要求說的那句話。然後,這夥紅衛兵高聲唱著:「拿起筆做刀槍」,揚長而去。

終於,一向豁達開朗的二姨父在當天夜裏,把自己關在衛生間很久很久,二姨猛然想起什麼,奮力沖進衛生間,把二姨父面前的一個小瓶子一把搶過來,把瓶子裏面的液體倒進了馬桶。那是二姨父特意放在角落裏的一瓶毒藥,他是預備一旦受到侮辱,就吞下。

之後的幾天,我們每天輪流去陪著二姨父他們,害怕他們一時想不開。因為當時我的表哥、表姐在外地工作,只有表弟在北京四中上學,那裏又有許多高幹子弟聯動分子,表弟雖然學習優秀但是出身不硬氣,如今又遭到抄家,他也不敢到學校去。

抄家後,二姨父的工資減少了一半,是他自己主動提出的,說自己工資太高,太脫離群眾。

很多年後,落實了政策,退還了抄家物資,二姨去領,當初抄走了好幾卡車,抄家退賠的只有一只箱子,裏面只是些舊毛線而已。二姨父的工資得到了恢復。表哥表姐說,別的東西找不回來,抄走的那些名人字畫必須找回來。但是,「退還抄家辦公室」要求要有街道居委會、街道辦事處、以及當事人等等等等許多人的簽字證明,比起當年闖入抄家,不知要繁雜多少倍!首先,要找街道林姓主任,街里街坊的、她卻帶領紅衛兵來抄家;當初的事,似乎不重要了,如今,她非但不愧疚,還得求她,給她送了禮物,她才肯說出當年來抄家的紅衛兵。再找到那個紅衛兵頭頭,那小子說,記不清了。抄了別人家,造過孽,如今,他反倒有理了,一次兩次,不斷地找、央求他。最後,他提出,開個證明容易,前提是得送給他一幅齊白石先生的畫,他象徵性地付點小錢。多年後,在電視拍賣的節目裡,看到那人堂而皇之地拍賣齊白石的畫,得了巨款,畫上白石真跡題名「樹堃、佩蓉(我姨父、二姨)結婚紀念—白石老人」,主持人問賣主,哪裏得到的畫?他坦然答曰:「XX贈送的。」真是無恥之尤!所以,至今,文革的餘孽、遺風遠未根除。如今,二姨父早已過世,想起他曾對我說,「那些字畫本是藝術珍品,留給後人也是希望後代有品味,增修養,不至於不知道它和掛年曆的區別。於我自己也不過是紀念以往的緣分、情誼,結果遭到了的是屈辱、不堪,怎地就成了罪過了?!」後來二姨也跟我說,「這些東西在你姨父那兒是『雅興』,到我手裡是『為難』,什麼、什麼都變了味了。」更可悲的是,落實政策時,讓抄家的老紅衛兵堂而皇之地又居高臨下地拿了一把,坑蒙拐騙再來一番,沒人追究當年的罪惡,還變相地又搶劫一遭。

那恐怖的年代!現在居然有人為之招魂復辟!

二姨父總說,多虧他們三姨一家啊,總算幫我們從虎口裏奪下了些東西。

我們兩家親如一家。我也不願拗尊敬的二老。

自從那天在二姨家與文立見面後,第二天,我去上班,一個人心裏組織拼湊了半天句子,趁辦公室沒有別人時,才拿起電話,那邊響起昨天那個略帶南方口音的聲音,我說:「我手裏有一個姐夫給我的電話號碼,我想試試有沒有人接。」

那邊響起得意快樂的笑聲:「正巧有人接啊。」

他說,周末他回城裏,可以和我見見,然後,他又說:「妳是北京長大的嗎?」

「對,生在北京,長在北京。」

「那麼,妳肯定比我熟悉北京了,咱們在哪裏見?妳不會同意在天安門廣場去當西洋景吧。妳定一下,我去。」

怎麼又是由我來定,再次讓我主動?

我埋怨自己怎麼沒有想到,「那,那就北海公園吧。」在我的腦海中,男女約會應該男人主動,我被動的戀愛觀毫無辦法地被他輕輕挑戰。

「好,北海北門。」

放下電話,我耳朵裏滿是他那自信的聲音。

沒有辦法。

然而,到了那裏才知,北海公園在1970年仍然關閉。「去紫竹院吧。」我點點頭,上了無軌電車他沒有爭搶座位,卻主動把身邊的老人、孩子招呼到座位上,感覺這個人挺關照弱者。

我們在公園的長椅子前停下,落座前,他把自己厚厚的手套擺在椅子上為我當坐墊。樹上鳥兒飛來又離去,騰空而去時,那顫抖的枝頭抖落下片片積雪,河水被冰層覆蓋著,夕陽的餘暉把冰面抹上金黃色,兩個人的眼睛從那鳥兒身上收回,彼此一笑,不知不覺中他開始向我介紹他的家庭、特別介紹他的幾個好朋友,然後,他給我講他的經歷、愛好、志向。

聽著他娓娓道來。

他跟我不一樣,我這輩子最想上大學,他明明肯定可以上大學,卻拒絕進入「圍牆式的大學」;我除了在文革大串聯時出去過,之前沒有離開過北京城,甚至沒有坐過長途火車,哦,文革前唯一的火車經歷是隨學校組織的春遊去過八達嶺……。而他卻從小隨父母走南闖北,生在抗戰時期,隨父親常年輾轉在南方,少年的他,又在冰天雪地的長春求學三年;他當過兵,又當工人;他很早就沒有了父親,卻有四個同胞哥哥姐姐,另外兩個異母姐姐及一妹一弟,他最珍惜的是他青少年時代的朋友們;他興趣廣泛,涉獵寬廣……。

他可真能說。

不覺得天色暗下來,我們看遊人漸少,便起身離去。哪知,那公園正門已經關閉,管理人員說可以從後門出去,尋找那後門時,閃現在我腦子裏的是──「沒門兒」。 

這兩個字,北京話恰恰是「沒有希望。」不覺得悻悻然。

不知從哪一刻起,我有些喜歡和他交往下去。

正想著,他的「花頭」又來了,他說他的家離這裏非常近,歡迎我去他家看看。

哪裏是看看他家,分明是讓他家人看看我嘛。

推託中,我還是答應了下來。看,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少了方寸。

他的家人非常客氣、熱情,那天他姐姐的小孩子想方設法多看看我。多年後,我和他們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他們快樂地回憶第一次見到我的情景。但是,他的姐夫、姐姐卻從第一次就叮囑我,文立是個非常有主見的人,他們都喜歡這個最小的弟弟,但是顯然他們希望我能在以後的日子裏多多「管束」他。

不久,分別又見到了文立的其他幾個哥哥姐姐,他們給我更多地介紹他們的弟弟—文立。

他的媽媽和大姐特別對文立好好的學習成績,卻不上大學耿耿於懷。

媽媽說,那年為了他考大學,動員了全家的力量,哥哥姐姐們給他寫信、跟他談話、還特意帶他去參觀北大、清華,看那裏那麼好的學習條件,大講上大學的重要性,請他們的在名牌大學教書的同學跟他談,他好嘛,給哥哥姐姐們寫了個大塊文章《我要自學》(這可能是他人生的第一本小書,至今保存在家)──還是不上大學,要自學!

他媽媽說,我沒有別的要求,就是你們兄妹幾個都要上大學,我百年之後跟你爸爸也好交代。文立不說話了,考試那天照樣離開了家,晚上回來,問他考的怎樣,他說他今天一直在圖書館,媽媽氣得把心愛的魚缸推到地上……。

二姐要我小心文立的筆頭,說他喜歡寫些東西,但是,他心地善良,這樣就更容易傷了自己。

二哥則驕傲地告訴我,他的文立弟弟有多麼聰明。他說,很小的時候,他自己不足七歲,文立肯定不足四歲,因為他們的爸爸在軍隊醫院工作,所以,他們和幾個小夥伴經常爬到停在外面的美式軍用十輪大卡車上玩,那日,幾個男孩子在駕駛室搗鼓;不知誰搬動了哪裡,那卡車順不大的坡慢慢地溜了下去,不遠的坡下,滿是因淮河發大水而逃難的難民們臨時蝸居的窩棚,車子自上而下地溜滑向難民住所,所有的孩子都驚呆:「哎呀媽呀!!!怎麼辦!怎麼辦!」 

唯有小不點的文立手指著手煞車桿,喊道:「拉這個!拉這個!」

驚慌中的二哥趕忙伸手,拉回那煞車的大鐵桿兒,龐然失控的大汽車居然在難民窩棚前一點點處停了下來!避免了一場可能闖下的大禍。二哥說,當年連他都不懂那是煞車用的,文立這一指勝比「司馬光兒時的砸缸」。

初識文立,他自我介紹,鄭重其事地跟我說,從小隨父在戰爭當中顛簸流離,父親留給他的遺產是憂國憂民和追求思想自由;外婆和母親給他的教育是自尊自重和寬容待人。天性善良的他幸好沒有參加過文革、下過海,所以後來才有台灣朋友說的:從沒見過這麼「純」的大陸人。

婚後,我們擁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他珍愛我們的小家,寵愛自己的妻子、女兒,我有和他相似的命運,從小失去父親,我在文立那裏得到的是夫妻間的愛情和父兄般的呵護。我為我們的女兒有一個好爸爸感到欣慰,女兒從小就是「父黨」的。

後來,我才逐漸理解他憂國憂民的內涵和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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